刘伯承治军与治校:日军军令是“第二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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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伯承有一句名言,“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刘伯承深知: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都不能“不教而战”;凡有才干的军事家,都懂得首先教育训练干部。“治军先治校”,是他的一贯主张,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1912年2月至12月,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旧军校正规的教育,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而且赋予他“治军先治校”的“旧式经验”。

  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就在泸州、顺庆起义成功后,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这是他“治军先治校”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通过治校,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政治思想,站到进步方面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刘伯承认为:除了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之外,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因素,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年12月起,受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苏联学习两年半,他刻苦攻读了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和外国许多军事家的名著,因而大大开阔了眼界,加上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思考,更加坚定“治军必治校”的信念。

  1930年7月底,刘伯承返抵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各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这是他“第一次从事红色军事教育”。期间,他负责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并为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一方面作为训练班教材,一方面发到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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