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中国还有哪个国家继承于蒙元帝国领土遗产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大都崩溃了，但中国大体上保留了原来的疆域，有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完成转型，您怎么看?

　　李零：你提到的观点是以nation作标尺衡量近代中国，认为中国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路径完成empiretonation的转变过程。

　　不合标准，关键是没有解体。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当澄清。

　　第一，帝国的概念，现在很邪恶，但讲国家形态演进，帝国肯定在高端。帝国除了专制，还有世界化的一面，社会高度复杂化和管理高度精细化的一面。古典作家说，希腊代表文明，波斯代表野蛮，小必民主，大必专制，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偏见。希腊本身的历史就是反证。事实上，希罗多德是波斯公民，希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小亚细亚，即波斯一边。他笔下的希波战争，很像火烧赤壁的故事，听众把眼泪撒给希腊，但波斯远比希腊强大。希腊城邦，结盟称霸，最后归宿是马其顿帝国。马其顿帝国恰恰是模仿波斯的统治方式。

　　第二，西方也有过大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他们也引为骄傲。但这些都是昔日的辉煌。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欧洲统一是个梦，拿破仑的梦失败了，希特勒的梦失败了，欧盟的梦也还是个梦。他们自己不统一吧，也绝不让别人统一。世界各大文明的遗产，本来都是大帝国，莫卧儿帝国被英国干掉了，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干掉了，只有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是两个例外，它们是被革命干掉的。汤因比说，两次大战后，世界只剩两个“红色帝国”，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为什么会被说成是“伪装的现代国家”呢，我看关键还不在保留“疆域”，更重要的是它还保留“红色”。

　　明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这一百年，“革命”始终是围剿对象。

　　前些年对《清帝逊位诏书》的热议，似乎也是看重它有助于保留完整的疆域。

　　李零：这可能跟中国传统也有关。欧洲革命，往往杀国王，中国不同。虽然先有武昌起义，但最后是南北妥协，这可能跟南北力量的对比也有关。

　　除了疆域，在时间上选取中国的起点也充满争论，您是如何考虑的?

　　李零：考古学家是研究大历史的学者，什么问题都喜欢往上追。我是从社科院考古所出来的。考古所分三个研究室，新石器为一室，商周为二室，秦汉以下为三室，宋元明清只是三室的尾巴。没有人拿宋代当中国的头。

　　现在，考古学家从殷墟往前追，越追越远。殷墟之前有二里岗，二里岗之前有二里头，二里头之前有龙山，龙山之前有庙底沟，这些当然是早期中国的背景，但早期背景可以无限往前追，不一定就是“最早的中国”。

　　中国讲“先秦”，西方讲“先汉”(Pre-Han)，都是历史时期的概念。这两个词都是泛指前帝国时期，并不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EarlyChina)也是如此。

　　二里岗，谁都承认高度发达，完全够得上一个复杂社会的标准。但二里头，争论就比较大。有人主张部分是夏、部分是商，有人主张完全是夏，有人主张完全是商。不过，大家有一个共识，相比于二里岗和殷墟，二里头文化在直观印象上好像没有“王者气象”，这跟我们心目中的夏好像有冲突。

　　古人追溯历史，为什么特别看重三代?而且一定要把夏放在三代之首。这是个地理问题，是个文明中心的问题。

　　我讲“三纵一横”，三个大十字叠加，商的中心本来在郑州，周的中心本来在西安(丰镐，也叫宗周)，夏的二里头遗址、商的尸乡沟遗址和周的洛邑遗址才是天下之中。夏的意义在这里。它是夏、商、周共同的“中”。

　　《禹贡》借大禹治水讲故事，故事中的朝贡体系是以冀州为中心，东西都是往山西送。山西是处于“中”。商从东征服夏，周从西征服商，都是围绕这个“中”。

　　马克思说，劫掠的前提是要有可以劫掠的东西。夏地是个四战之地，就是个谁都想去夺取的地方。

　　我们讨论“最早的中国”，恐怕要注意两个基本前提。第一，要有“国”的出现。比如新石器时代，如果连国家都没有，当然也就无所谓“中国”。第二，即使有了“国”，还要有“中”的形成。如果没有一个文明中心，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们加入其中，构成后世中国的核心地区，同样也无所谓“中国”。夏就是扮演这个“中”。“中国”是国中之国，周围有“四国”。“国”，古文字同域，中国即域中，是个有中心城市的区域。“四国”分东南西北。东国、南国、西国、北国都是复数的国，每个方向不止一国。比如汉代的“西域”，其实就是“西国”，西域号称三十六国，就不止一个国。

　　我们说的核心地区大体就是《禹贡》九州描述的范围。这个范围不仅是西周的底色，也是秦汉疆域的主体。《禹贡》九州是“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的地理视野，一头一尾都装在西周的筐子里。

　　“中国”这个词，目前所见，无论传世文献还是西周铭文，都是西周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