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推崇的《三国演义》人物除了曹操还有谁?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也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道理时,举了中国古代六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等三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

 

  毛泽东最推崇的三国人物是诸葛亮和曹操。认为他们在军事战略上都是一流的。他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三国演义》这套)小人书不简单哪,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一个三国鼎立,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乱,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局势。‘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符合辩证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汉朝的张良和三国的诸葛亮都比较出色。”

 

  1957年1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一天晚上,毛泽东请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也有议论。他说:“我们论三国,替古代担忧吧?”随即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之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李越然回答不出。毛泽东接着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至少读它三遍。

 

  毛泽东特别注意《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他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他认为:一方面要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性;另一方面要看到防止和反对战争的最好办法,但是不要怕它。

 

  毛泽东从不单纯地评论古典小说,也不从政治角度评古典小说,而是以小说喻政治。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艺术实例从它们所处的作品结构中脱离出来,把小说读活、用活,读出新效果、新真理来。他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起建立蜀国的事。他与薄一波谈话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毛泽东在书信、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借古喻今,说明一定的道理。1936年,毛泽东为促成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写信时,引用“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1937年,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又引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谈到整风审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因为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了。”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菊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党史学者陈晋在赠笔者的其新作《读毛泽东札记》一书中说: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曾对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领导集团核心人物在“出主意,用干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比较,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于不称职的领导。道理不难懂,做起来实非易事,毛泽东读史,多注意此道。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作者罗贯中的思想倾向。他对曹操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代表进步一方”,而刘备所要扶持后来又继承了的汉则是“没落的”。l957年4月10日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而后1959年他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显然,毛泽东是不同意罗贯中的评价的,赞成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从他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看,他对曹操其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认为作者罗贯中的这个倾向同他所处的时代情况有关。此见解极为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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