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何人“为了国家”愿向周恩来下跪

　　但25、26、27日接连三天，张冲再三找周商谈，“苦苦哀求”至不惜“为了国家”愿跪下恳求中共撤回公函，因“十二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做不到”。蒋介石这时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问题，表示同意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各小党派更是积极介入，乃至提议组织特种委员会，以蒋为主席，周为副主席，在参政会内外共同讨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蒋也满口应允，使多数小党派领导人备受鼓舞。

　　但蒋此举其实并非在重视各小党派，其实只是在借助他们向中共施加压力。因此，当长时间得不到中共同意出席的答复之后，蒋即公开告诫说：如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唯有根本决裂”。结果各小党派备感紧张。眼看3月1日参政会开幕在即，27、28日两日各小党派代表接连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至半夜，力劝中共设法出席。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来自延安的答复。各小党派领导人齐集张君劢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离开张家后又在黄炎培家与黄整整等了一夜周恩来的电话。救国会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开会至半夜讨论中共出席之利弊。蒋介石的待从室这天夜里也几次打电话问王世杰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党派电话不断，一些人更亲自跑至曾家岩办事处来，恳求中共代表出席大会。

　　鉴于撤回十二条绝无可能，而对中共友好之各方态度恳切至极，为表示“仁至义尽”，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不提取消蒋令、取消一党专政以及惩办何应钦等国民党无法办到的要求，只要求承认中共两个集团军共六个军;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华北、华中、西北防地维持现状;释放叶挺及所有被俘干部等。中共中央指示周，可以周或董个人名义向张冲提出，“在以上各点见之明令及事实后，我党可以出席参政会”。

　　周3月1日凌晨得到延安电报，一早就和董必武去见张冲，示以中共新条件，并说明必须使参政会延期两周才有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张冲当时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在电话中要求张转告周，无论如何请董必武、邓颖超先出席当天的参政会，参加选举主席团。周再见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等，说明必须延期之理由，但黄等表示无法做到。随后张冲、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四人又先后奉蒋之命前来曾家岩请董、邓出席，均被董、邓所拒。如此这般劝说一早，当天的参政会开幕式也被迫拖后一小时。

　　据黄炎培说，蒋到会讲话“无精打采”，国民党参政员也因事先打过招呼而一反常态地“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结果，各小党派代表动议延期一天选举主席团，以待再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后，张冲及各小党派负责人又纷纷来劝。但对中共的临时办法十二条，张冲诚恳表示，多数都可设法，但扩编军队为两集团军六军难以做到;维持防地问题基本精神仍须遵守《中央提示案》，敌后政权须照新县制设置和组织，等等。

　　注意到这种情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考虑到“现在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他们显然倾向于就此下台阶。他们因此建议：“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十项要求(共有二十多件)于开会前直接见蒋，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他们唯一感到犹豫的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如果出席，是不是“太便宜”蒋介石了。

　　然而，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已经到了该下台阶的时候了。毛泽东具体解释说：经过反复讨论，书记处一致认为，蒋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都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因为蒋是决不会给以明令保证的。“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