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以财力资助清廷统一,获“皇商”待遇

  核心提示:由于山西接近京师,在满清统一全国过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财力资助,颇得新朝廷欢心。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赐田产于张家口,委托其往来关内外,负责为皇家采购皮货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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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商遗迹 资料图

  后人总结,明中叶至清初约200年间,山陕盐商联手在扬州对抗徽帮,结果是“徽进、陕退、晋转”,经此一役,之后近200年的中国民间商业发展大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却并未从此消沉,同样饱受明末战乱蹂躏的四川,给了他们另起炉灶的机会。

 

  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入川,与清军激战三年,战火所及,生灵涂炭,川中人口大减。清初大量陕西人南下垦荒,形式“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头戴皮瓜帽,身披钱搭子的陕西商人,也相继入川创业。

 

  陕商最初在四川创办钱庄、典当行和商号以积累资本,时人记述称“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帮”。雍正年间(1723年~1735年),陕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盐生产,“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一举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闻名后世的自贡盐业,可以说是陕商一手促成的。

 

  到了清乾隆嘉庆年间(1735年~1820年),清廷对川盐实行“招商认引”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盐业,陕商由此进军川盐贩运,利用川蜀之人不懂业盐的有利时机,迅速掌控了这一行业。

 

  据称,陕西商人高绍棠开办的“协兴隆”盐号,共72家分店,一直从自贡排到上千里外的贵阳,沿途可以不入别家开的盐店。而乾隆年间像“协兴隆”这类陕西盐号、盐店,在四川共有152家,仅自贡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陕商集资白银5万两,在自贡设立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作为盐商活动中心。会馆依照地形特地设计为船形,寓意“将四川的银子运完”。此会馆当地人称为“陕西庙”,至今仍是自贡有名的文化景观。

 

  此时的陕商不光经营盐业,足迹也不限于四川一地。他们意识到银钱业是最赚钱的生意,把钱庄、当铺开遍了四川、甘肃大地,且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又实行低息经营策略,让利以吸引地方上众多公私客户。加上这些省区民风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陕西钱商遂聚拢了巨额财富,一度掌握着四川及兰州、西宁等地的金融命脉。

 

  如成都一地,就有陕西三原、泾阳两县人开的当铺48家;清代兰州七家最大的钱庄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字号在当地开的分店,后来钱庄衍化成金店,几乎清一色由陕西商人控制。

 

  至于茶叶、布业、皮货、药材、水烟、木业等等,都是陕商涉足的大宗行业,尤其是西南、西北市场,明清两代,几乎都是陕商或山陕商人的天下。

 

  同样失意于扬州的山西商人,几乎就此完全退出了盐业。由于山西接近京师,在满清统一全国过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财力资助,颇得新朝廷欢心。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赐田产于张家口,委托其往来关内外,负责为皇家采购皮货等物资。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在蒙汉族商人随军,他们跟随清军,深入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号称“皇商”的山西商人。

 

  晋商得到朝廷额外恩宠,后来转营票号,涉足金融,上演了另一段商业传奇故事,而立足长江三角洲的徽商,则独领江南经济风骚,势力之大,一时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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