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四人帮”前 华国锋对中央领导大摸底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鲁瑛找人核对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如卫生部长刘湘萍也说记得华国锋就是讲的“按既定方针办”)，还派人去找主持会议的谷牧，要他“讲真话”，企图洗刷责任。
然而，王洪文在审讯中的交代，却说出了另一个来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应当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向毛泽东告别。根据当晚护理记录，再加上抢救医生回忆，证明毛“在逝世前几小时，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所以，毛不可能对张春桥说此话。况且，从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员是分组值守，毛若对张说此话，其他人不可能都没有听到。华国锋曾问过许多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针办”起初确实是记录错误，并不是伪造出来的。而“四人帮”拼命宣传此话，是想施加舆论压力，希望不要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以这根救命稻草保他们的“稳定”。
“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至他们被捕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
除了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问题的斗争之外，还有传言说“四人帮”从沈阳军区调了两个坦克师进北京。1999年，华国锋回忆此事时说：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写给三0一医院一护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王洪文把信交给了毛远新，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据“文革”后笔者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证实，调坦克师只是毛远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泽东定下的铁纪，调动解放军一个排离开驻防范围，都要由中央军委批准。“四人帮”要背着中央军委调两个师进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骗这两个师去搞政变，无异于梦呓。
虽然调动部队是空想，但给上海民兵发枪却是事实。早在6月毛泽东病重后，张春桥就与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给上海民兵发枪。由马和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大量枪炮，连原定入库的2万多支半自动步枪都发了下去。毛泽东去世后，徐景贤去北京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已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听了表示满意。同日，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将库存的7万条枪都发下去”。8月中旬，上海总共发枪炮7.4万件，弹药100多万发。9月27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他的话：“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四人帮”的领军人物江青，这个时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泽东的档案文件上。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保管文件的是张玉凤，江青从她那里“借了两份文件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9月17日，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给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前来吃了闭门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如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借毛泽东的遗体保存问题向华国锋发难，等等。她还提出，要毛远新留下参加筹备十届三中全会。因为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三中全会也未确定日程，理所当然地被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拒绝，要他回沈阳。
这一时期，江青还四处游说。9月末，她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讲话，诬陷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人们把苹果“留在最盛大的节日吃”，把胶卷留着“照重大的政治事件”。10月1日离开大兴分校时，她又要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从“准备学习公报”一句看，这些“盛大节日”、“重大政治事件”、“特大喜讯”应该是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一类等已经在考虑中的事。
归纳起来看，“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以后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国锋和中央施加压力，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是他们已经感到有被抓起来的危险，在做最后的挣扎。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缺少关键的力量——军队不听他们指挥，这是他们无法逾越的根本障碍。所以，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舆论宣传、寻找文件、咬文嚼字甚至挑拨闹事等活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