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 建文帝朱允炆失踪之谜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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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是第一手的野史资料。关于它们的真伪,历来有争议,而“伪书”说颇占上风,却难以服人。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发动军事政变的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自焚而死,有的说出宫逃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朱棣,公开宣称,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否则的话,他的取而代之就缺乏合法性。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怀疑他出宫逃亡,暗中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幌子,四出侦查建文帝踪迹,前后达四十年之久。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写道:“时传建文崩,或云逊去,诸旧臣多从建文去者。文皇(即明成祖朱棣)益疑,遣胡濙巡天下,名访张邋遢,又名搜书,遍行郡县察人心。又传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久。(永乐)二十一年还朝。会文皇驻宣府,濙驰夜上谒。文皇已就寝,闻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劳濙赐坐与语,濙言不足虑也。先,濙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文皇分遣内臣郑和辈浮海下西洋。至是,文皇疑始释。”朱棣如果真的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建文逊国考》说:“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宦官)出其尸于火,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二十余年之久?”逻辑严谨的反问直刺朱棣内心深处,公开宣称建文帝自焚而死是为了夺取帝位,暗中侦查他的下落是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

 

  即使建文帝的子孙后代也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向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了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帝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文字见于作为国史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抄写出来,全文如下:“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建文帝逃亡之事,朝廷始终避讳,《明成祖实录》故意抹去了这段历史,所以张居正说“国史不载此事”,那么“先朝故老相传”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来自民间野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建文帝的几首题壁诗都出于《从亡随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斩钉截铁地断定,《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指史仲彬、史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建文四年)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引者案:应为二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随后他举出十条理由,“断其必无”,结论是:《致身录》是一部伪书。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潘柽章《国史考异》说:“(建文)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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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明末清初不少著名学者并不认为《致身录》是“伪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都为它写序,便是明证。陈继儒的《致身录序》说:“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胡汝亨《致身录序》说:“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徵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泆而不能已也。”文震孟的《致身录序》说:“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火眼金睛,一眼看穿是“伪书”,而陈、胡、文诸公有眼无珠,真假莫辨?看来“伪书”说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就认为它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写到建文本纪时,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又说:“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提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写道:“《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亡去。’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灌铁(引者案:据《从亡随笔》:‘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疑,有等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牵挂,宜各从便。’”此后大部分篇幅是关于建文帝流亡生涯的记叙。

 

  崇祯六年至九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钱士升,对此书是深信不疑的,崇祯四年写了《史翰林致身录叙》,表达了“且惊且喜”的读后感,并于崇祯十七年编辑《逊国逸书四种》,收录了《致身录》,题签是:“东吴史仲彬自叙”。据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二记载,宣德九年,建文帝在程济等陪同下,来到吴江县的史府,其时史仲彬已死,“临终书有《致身录》,嘱其子晟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艰苦也。’”建文帝“阅《致身录》泣曰:‘彬不愧斯语矣。’”可见建文帝看见过《致身录》的手稿。该书篇末有史仲彬之子史晟的跋文:“正统戊午(三年)五月望,不肖男晟谨识。”由此可以推断,《致身录》在正统三年已经刊刻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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