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人为何多数都喜好男色?

清朝的文人为何多数都喜好男色?

  2010年6月27日,冰岛颁布相关法律,承认同性恋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和相恋多年的同性伴侣、女作家乔尼娜·莱奥斯多提尔完婚,成为合法“夫妻”,成为全球首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国家领导人。

  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也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

  据考证,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有许多称谓,例如“分桃”(也称为“余桃”,出自卫灵公和他的男宠弥子瑕)、“断袖”(出自汉哀帝和他的男宠董贤)、“安陵”(出自楚共王和男宠安陵君)、 “龙阳”(出自魏王和男宠龙阳君)等。而“契若金兰”、“莱户对食”则是专指女同性恋的。

  汉代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清时期又复盛,尤其是清代,此风更是甚嚣尘上。

  那么,清代为何多同性恋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这种“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

  清初诗词大家陈维崧与优伶(中国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的统称,编者注)徐紫云的同性恋不仅不是秘密,而且路人皆知。陈维崧的《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是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采的一首词:“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故宫博物院里有一本《板桥自叙》,其中郑板桥就提到了自己有“断袖之癖”,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指的就是同性恋。《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郑板桥一生养过多个男宠,其做官的俸禄与卖画所得的钱,有许多是花在此事上了。

  郑板桥71岁时,曾与时年48岁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过一次会晤。二人乘兴唱酬,甚为欢畅。酒至半酣,郑板桥说:“今日之衙门,动辄板子伺候,那板子偏又打在桃臀之上。若是姣好少年,岂不将美色全糟蹋了?我要能参与朝廷立法,一定将律例中的笞臀改为笞背,这才不辜负了上天生就的龙阳好色。”袁枚一听,立即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此后,袁枚多次对朋友引述郑板桥之志,嗟叹说:“郑大(即郑板桥)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

  袁枚年近七旬时还收了年青貌美的男秀才刘霞裳做学生,师徒偕游,双宿双飞,一派名士风流。《随园轶事》对袁枚的龙阳之好也有记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袁枚还在自己的著作《随园诗话》与《子不语》中,一再谈及龙阳之美,记载了多则同性恋的故事。

  毕秋帆,名沅,是清代著名才子,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庚辰科状元,历任陕西、山东巡抚,湖广总督。他也是个同性恋者,一直把妻妾冷落一旁,而在他左右朝夕侍奉的则是他落魄时所结交的伶官李桂官。清代赵翼的《檐曝杂记》云:“宝和班有李桂官,娇俏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状元夫人’之目,余识之,故不俗,不徒以色艺称之。”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中也说,毕秋帆本好龙阳,他任陕西巡抚时,幕中宾客也大半是同性恋者。毕秋帆的同性恋在清代十分出名,以致清代描写男同性恋的著名小说《品花宝鉴》的主人公田春航以他为原型。

  在太平天国当中,诸王颇好男风。尤其是东王杨秀清很喜欢这一口,他的宠嬖有侯裕宽、侯谦芳等。他曾经阉割幼童以供使役,选择其中姿容秀丽者敷粉裹足,着绣花衣,号为男妾。

  另外,在清代著名小说《聊斋志异》一书中,蒲松龄也曾大评同性恋,可见这一现象在清代社会之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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