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注：3月25日)，一篇《刺死辱母者》迅速刷屏。
母亲被索债者当面凌辱，儿子情急之下刺死一人——最简单的描述，凸显的是此案引来舆论哗然的原因：当一个人或其近亲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凌辱时，奋起反抗造成一定后果，司法应该如何认定这一行为？
当地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这并不构成正当防卫，因为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经出警，于欢母子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尽管本案二审尚未启动，但是，舆论的争议却显示出法律条文所不能涵盖的更深层意思。无疑，此事切入了一个关于法律与伦理的命题。
虽然涉及一些具体细节的争议，比如，警察在离开接待室后，是准备离开还是仅仅外出调查，但最主要的争议，还是集中在于欢是否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上。尤其是，于欢由于母亲和自己被侵害而产生强烈情绪的情况下，是否犯下了故意伤害罪。
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 。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伦理情境，让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案件时，不仅基于法律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他们考虑更多的或许是，当至亲之人遭遇侵害时，自己能以怎样的方式去保护他们?当巨大的凌辱降临在自己或者亲人身上时，是忍受凌辱还是挺身抗暴?当处于无法逃脱的困境中时，要如何维护自己与亲人的尊严?
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 。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诉求和情感诉求。
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人民日报评“辱母杀人案”：对司法失去信任才是最可怕的
平静的周末，被一则出离愤怒的新闻打破了。
事情很简单：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
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舆论
舆论的哗然，估计是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想到的。
“虽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想说：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说于欢为民除害也不为过!法官在判案时，除了坚持法律之外，也应当注意防止判决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正义相违背。本案中的母子实在令人同情，法律不应如此冰冷!”
写下这话的，是某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他的观点，代表了网上的众多舆论。
不少人看完新闻后的第一反应，也是“只能去杀人”。相比这种无奈的表达，一名网民在读完新闻后，写下了这样的文章——《当他的鸡鸡蹭到你母亲脸上时，你会不会怒起杀凶?》。
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亲被极端方式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就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你身处其中，手头碰巧有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恕。”一名网友写下了这样直白的话，并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法院的判决，更是触怒了网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母亲……”更多人则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议。
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法律上的专门表达，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通俗解释就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面对法院的判决，有学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细节，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欢的行为造成了一死三伤，存在法律上认定的社会危害性，且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为，没有造成于欢和苏银霞的人身危险，即没有“防卫的紧迫性”。
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服众。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种不法伤害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们限制了于欢和母亲的人身自由，辱骂，抽耳光，向他们播放黄色录像，用男性生殖器当着儿子的肆意凌辱母亲。这不但是对生命健康权的剥夺，更是对人格尊严的挑衅。
于是，民众支持于欢拿起水果刀，特别是在警察介入无果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