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
王文安看过《傅雷家书》，喜欢读汪曾祺。若干年前，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他推荐给了儿子，希望他们父子之间，也能是这样一种关系。
儿子毕业那年，他花了很长时间劝小伙“考公务员”。这会给他安全感，虽然他常常觉得自己被体制化了，比如以“是否有编制”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
那段时间，王文安到处看房，花了一个月，在张府园买下了一套两居室，房本只填了儿子一个人的名。他跟朋友说，买这套房，一部分原因是“想把儿子圈住。”
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儿子终究是不安分的。一年前，“小伙”告诉他要去北京面试。
王文安一家，摄于1997年。 那是初春的一天，父子俩开了一瓶红酒。桌上他问，“为什么一定要去北京?”
江浙人对于北京的感情是很微妙的。那是首都，大城市，机会多;但是骨子里又觉得北方“不板扎”。
“板扎”的意思是“精致”，对于一道豆腐要片上百刀的江浙人来说，大锅煮小肠的北方，实在有些粗糙。
“小伙”用北岛的诗回他：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一首诗又把王文安拽回到三十年前。那个年轻的自己曾经告诉同学，男儿一世，要么做记者，要么做律师，“新闻和法律，是推动社会进步最强的力量”。
他想起无数个半醉半醒之间，抬眼看推杯换盏，说很多违心的话。时光总是静静地流淌，而多年之后回望，它又是奔涌的，因为改变的太多。
把儿子送进了北上的列车，王文安妥协了。
对呵，北岛就是北京人。
酒话
沾着水珠的蔬菜下锅，劈啪作响。“这个菜，北京没有吧?”他夹起一筷，递向儿子。
这菜学名“冬苋菜”，在方言里，“苋”读音同“安”，传说吃下去的人，能“安安稳稳”。
在他的印象里，北方物产不丰，从来不是鱼米之乡。他去过北京。灰蒙蒙的天，咸滋滋的水，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
现在回想，不是北京不好，而是儿子远离。
“小伙”一走经年，父子之间时常通话。儿子总是通过父亲说话的“中心思想”，判断他有没有喝醉。如果干脆利落，说的都是强饭加衣，“铁肩担道义”之类，那必定是神志清楚。而如果絮絮叨叨，夹杂一些“回来吧，考个公务员，过安稳日子”，那一定是喝得不少。
这些“酒话”，都是真心话。王文安每次参加完同事孩子的婚礼，都会给儿子打电话，讲述婚礼如何排场，主人家如何幸福。末了，他总会补一句，“你要是在家多好!”
他常常陷入到自相矛盾的境地。他收集儿子写的每一篇报道，又羡慕又自豪地说，“你实现了我年轻时的理想”，他又经常在电话里叹气，“这行有什么好做，安安稳稳不好吗?”
多年父子成兄弟，当然应该希望“兄弟”出成绩，有更好的发展，而作为父亲，让“小伙”安稳一世，似乎也理所应当。
他在两种身份之间缠绕。
电视里嘤嘤呀呀地播放着一台晚会。屏幕上，一群梳着冲天辫的男童女娃手舞足蹈。
酒过三巡，王文安最后端起酒杯，笑着调侃，“明年这时候，我能见着我孙子吗?小伙，你架个势(帮个忙)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