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垮台盖因八旗退化 汉人朝野双向崛起

　　我们知道，清朝最后灭亡，是以两个总理的握手为标志——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达成和解协议。可以说，是掌兵权的汉臣与拥有死士的汉民间精英，联手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族权贵这个少数人政权。

　　满族皇室的兵权怎么会转移到汉人手里?曾经纵横中华的八旗军队，为什么被数百同盟会革命党死士吓破了胆?

　　回顾历史，应该看到，满族权贵将权力转移到汉臣手中，绝非出于自愿，反而是他们始终严防死守的禁条，不遗余力打压汉族文人士大夫才是他们的既定国策。

　　从封建王朝体制的延续性而言，汉承秦制，清承明制，从政体到政教，清朝都是明朝的高仿版，比如明朝废相高度集中皇权，而清朝就做得更绝，不仅不设丞相，甚至连内阁这样的皇家秘书机构也不搞了，而是搞了一个军机处，几个军机大臣围着一个皇帝，就把所有天下大事都定了。而那些军机大臣，大多是满人贵族大佬，与汉人文人雅士基本无缘。

　　了解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在中原汉族王朝中，“奴才”是大户人家用来称呼家丁、皇帝用来称呼宦官太监的，其人格地位要比“臣”甚至“民”低得多。然而到了清朝，只有满人官员才可以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汉人官员还是自称“臣”，但地位却倒了个儿——奴才是一等人，其地位比臣高得多。既然奴才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最高，那么人人争做“奴才”，便成为清朝文人士大夫的主旋律。

　　于是，铁肩担道义，就此变成了——著述都为稻粮谋。被文字狱吓破了胆的清朝文人士大夫，躲进书斋，热衷考古，一个个都成了考据王。

　　到了晚清时分，满族权贵的能力出现严重下降，才有曾国藩这样的汉族士大夫，借着为朝廷平乱冒出头来，可见退化是他们不得不将兵权转移的必要条件。

　　但即便这样，他们也不甘心放权，对汉族权臣极力控制，乃至令汉士依然在独立精神上毫无起色。在爱新觉罗的君权面前，俯首贴耳，甘作贤奴。

　　曾国藩在平息太平天国后杀羽自保，整理出一本家书《曾国藩家书》。并不需要过度解读，明眼人看出，曾国藩家书的特定读者，是清皇室。通过向儿孙布道，曾国藩上传一颗忠心，向清皇室表态：“奴才没有野心，主上不要杀我”。

　　所谓的清朝优秀士大夫不过如此。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是晚清士人龚自珍《己亥杂诗》的中诗句。全诗大义就是叹士，中国士大夫胆小如鼠，一些吃喝嫖赌的人成了上流人物，他们没有春秋大义，著述据典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像秦汉齐人田横及其五百勇士那样，守望故地誓死不向征服者投降的死烈之士，一去不复返了。

　　即便有生之年看到曾国藩的作为，龚自珍也大概不会欣慰。举目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奴才遍地。龚自珍以为像田横的死士再也不会，但他不知，就在他逝去60年后，比田横更壮丽的士，又出现了。

　　那就是清末民初，以孙黄为代表的那群同盟会英雄。他们以古代“重义轻死”的武士精神和“民族民权民生”之现代新思想，奋力劈杀，劈开了漫漫长夜一道裂缝。这些中国年轻精英，从胆量上不输荆轲，从思想上超越荆轲。彼时就是日本武士也对他们感佩有加，诸如日本黑龙会首领宫崎滔天，就对孤身炸清僚而壮烈牺牲的同盟会志士史坚如赞叹不己。

　　中日两国精英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是对死亡的态度。对此，他们举出了中日两国的改革实例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他们认为，要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维新党太怕死，而日本的改革者则非常敢于牺牲。日本明治维新，有多少义士抛头颅撒热血，豁出性命与德川幕府顽固势力做武装斗争、展开暗杀大战。而反观中国，那些公车上书的书生，大都动口不动手、纸上谈兵，只有一个谭嗣同慷慨赴死，其余都是被动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维新文人们，之后玩起了保皇的非暴力的政治游戏，再难成事。

　　日本现代学者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为什么强大》曾言：日本的强大是天生的，因为日本人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此话虽然有些自恋，但不无道理。一个民族趟有不怕死的精英阶层，则实言实行，一旦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干啥啥成。

　　有道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试想一下，在清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黑夜中，如果不是后来出现不怕死的同盟会华夏死士，组成了武装起义的革命党，即便满族权贵退化了，曾国藩袁世凯这样的汉臣掌握了实权，也是没机会冒头趁势政变的，那个近代“最美奴隶王朝”，不知还垂而不死到什么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