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教育部官员批冯友兰“为学术而学术”说法

50年教育部官员批冯友兰“为学术而学术”说法

  冯友兰,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50年8月1日,哲学家冯友兰在《人民教育》第1卷第4期上发表题为《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的文章,目的是歌颂新社会和新教育的伟大,但文章发表后,随即受到时任教育部师范司司长、《人民教育》总编柳湜的批评。柳湜的矛头直指冯文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冯友兰觉得还有话要说,又撰《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与柳文商榷。

 

  从冯友兰的一生看,他并非“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应帝王”的意识让其分别在1940年代和1949年后,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以致为后人所诟病。柳湜作为中共党内的理论家,当然也不赞同“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这二位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之人,又为何要为“为学术而学术”争论呢?这要从冯友兰的文章说起。

 

  冯友兰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中,将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归纳成“为作官”、“为学术而学术”和“为人民服务”三个阶段。冯友兰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在他看来,从“为己之学”的“为学术而学术”到“为大多数而学术”的“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三阶段,就是三部曲,到了“为人民服务”达到了最高音部了。话虽然这么说,冯友兰毕竟是为学之人,亦深得“为学术而学术”其中之三昧,文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浪漫,他说:“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以为研究学术需要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他们认为研究学术是社会上最清高的事业。他们的理想人物,是一个人,照看他的性之所近,或兴趣之所在,研究他所喜欢研究的东西。他好像是古代的高人隐士。不过他不隐于山林,而隐于实验室或图书室。只要他能继续他的研究,他可以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不闻不问。乐得‘君乎既弃世,世亦弃君乎’”。

 

  表面上看,是冯友兰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肯定刺痛了柳湜的神经。作为革命理论工作者,柳湜秉持的是政治原则或党性原则,当然不可能同意“为学术而学术”。他在题为《关于“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读“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以后》的批评文章中,也确实指出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妥。但其实,柳湜批评的并不止于一句话或一种学风,他要冲破和剥夺的是作为资产阶级学者,且被国家高教委批示要“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的冯友兰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占有权和解释权。如果说,这也只是言外之意的话,那么将这个“言外之意”落实到具体,便是他反感于冯友兰在肯定“为学术而学术”这个阶段的进步性时,对同为“五四”传人的左翼知识分子、革命学生和革命者的忽视。

 

  柳湜说,冯友兰只注意到“五四”时期的一小部分人,没有注意到更多的行动者和革命者。这后一部分人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他们才是当时历史的“生力军”。他还以延安时期过来人的身份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也并非是冯友兰所说的“新事物”,它是与中国革命分不开的,从1942年在整风运动时就开始了,是解放区的新学风。柳湜没有说,他自己在30年代就在提倡和论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了。

 

  冯友兰答柳湜的文章《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刊登在一个月后出版的《人民教育》第1卷第5期上。冯友兰在1949年后与人商榷的文章有一个惯例,就是总是先肯定对方政治上的正确,然后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篇文章也不例外。不过,此时冯友兰的处境显然没有以后几年那么艰难,所以凭着名学者的底气,他还是坚持认为,他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那个阶段是有价值的,当然他是说,有历史价值,当下则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如果联想到第一篇文章里的话,便不难理解冯友兰为何要为“为学术而学术”辩护了。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中,冯友兰说,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相对“五四”以前的学风来说,是一个进步。现在国内,年龄五六十岁,在研究上有成就的人,大概都受这个学风影响。冯友兰时年55周岁,他显然是将自己放在了“年龄五六十岁”的一代中,他是在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价值和历史贡献进行辩护。

 

  当然,冯友兰的复杂之处在于,他虽然一生与国共两党都有瓜葛,内心中却并非真的愿意直接介入现实政治。他认为,哲学家是解释世界,政治家是改造世界,二者根本上是有分工的。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也体现在《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中。不过,这次冯友兰没有用自己的话,而是借用了严复的话来作铺垫。他引用严复《论世变之亟》中的话说:“汽机兵械之伦,皆其(西洋)形下之粗迹。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其命脉之所在,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也就是说,学术的最高目的是“求真”,“为学术而学术”实在是“为真理而学术”。这个目的是独立于任何其他方面的。

 

  按照冯友兰的意思,50年代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却偏于实践时,“为学术而学术”仍可以批判地接受。因为“为致用而学术”容易犯一种急躁短视病,因而无从致用:“为学术而学术”,不以致用为意,反而可以得到学术的大用。现在看,这个说法虽是冯友兰的一贯所想,却明显不合时宜。不过,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以“无用为大用”的说法,至今还为人文学者不断论说,只不过不是以冯友兰的名义,而仿佛是自己的“发明”。

 

  柳湜没有再回应冯友兰。一年后,他在一篇相当于《人民教育》杂志“编者按”的文章里说,欢迎教育批评文章,但他强调说,要防止纯粹的学术批评,特别是学院式的批评,他号召进行群众性的教育批评(参见《关于教育批评工作》,《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1951年12月1日)。这也许算是一种不是回应的回应吧。

 

  正像某个著名电视节目中有所谓“权力反转”一样,历史有时候也会“角色倒置”。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柳湜被认定为“教育部反党集团”的头子,成了“右派”,并且在十年后的“文革”期间遭严刑逼供致死。而冯友兰却参加了批判右派的运动,在“文革”中成了“极左”的“梁效”写作组的成员。至于这个50年代罕见的有关“为学术而学术”争论,自然也湮没在政治运动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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