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开国将军被毛泽东称为中共的“大特务”？

　　艰险漫漫征途，党中央的“警卫员”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风声鹤唳，中共中央机关被迫分批转移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李克农与钱壮飞一起转道进入江西苏区，胡底也转道前往鄂豫皖苏区。

　　1932年春，历尽艰险的李克农到达江西瑞金。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的任弼时根据他曾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经历，分配他到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这期间，他奉省委负责人李富春指示，多次来往于江西石城、广昌、雩都等地，慎重细致地审查了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问题，纠正了一批所谓“AB团”“改组派”等案件，让大批受冤枉的同志得以重见天日。之后，他返回瑞金，被委任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不久，他又被调到前方，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所属的一、三、五、七、九军团的红军政治保卫分局迅速建立起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漫漫长征。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侦察。红军每到一处，他都要负责选择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驻地及领导人的宿营地，为保卫党中央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漫漫征途中，国民党军沿途设置了重重封锁线，并派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一路上，敌我双方战斗不断，战况惨烈，许多红军指战员血染沙场。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英勇牺牲，从事中央驻地卫戍的身强力壮的红军战士再也不能安心于政治保卫工作，觉得搞保卫工作的人不能到前线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是“胆小鬼”“没出息”。

　　针对这种情况，一天晚上，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起来，耐心地说：“我知道有些人不安心，认为在后方搞后勤保卫工作，不如直接上前线杀敌来得痛快。但是要知道，两军交战，首脑机关是敌人破坏的重点目标，一旦指挥系统出了问题，指挥失灵，红军将群龙无首，几万红军很可能如一盘散沙，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的责任大呀!”

　　李克农还结合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说明政治保卫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现在处在行军路上，居无定所，比不得在中央苏区，群众基础好，我们经过的地方大都是国民党军的地盘，敌人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途径渗透进来，企图通过偷袭、暗杀等手段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同志们，谁说保卫、情报工作不是战斗?这，也是对垒，也是厮杀，但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搞保卫、情报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杀机，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李克农的一席话说得同志们频频点头，大家都深为没能认识到政治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感到惭愧。

　　一路上，为提高战士们政治保卫工作的水平，李克农还自编教材，向大家传授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教大家如何警戒布哨，怎么跟踪追击、摆脱盯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么进行审讯，怎样记录、调查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分析地形和敌情，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通过李克农妙趣横生的讲解，大家获益匪浅，业务能力进步很快。正是由于李克农等人的辛勤付出，才培养和造就了这样一支中共历史上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情报保卫工作队伍。

　　1935年1月15日，处于危急关头的党中央，在遵义城琵琶桥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可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一共开了3天，每天都开到深夜。为了确保中央领导的安全，李克农率领卫戍部队日夜守候在会场周围担任警戒。

　　会议期间，一支地方土匪武装组织了一个小分队潜入遵义城，企图伺机偷袭。可他们刚刚来到距会场一公里的红土坡时，就被我机警的卫戍部队战士发现。李克农亲自指挥，多次打垮敌人的进攻。战斗结束，捕获了两名国民党特工人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外面发生的情况后，走出来紧紧握住李克农的手，说：“干得好啊，有你们在外面警戒，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把会议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