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不是“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元凶

　　>>段祺瑞身上的另一个焦点是“三一八”惨案，这场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的事件，原委扑朔迷离。段祺瑞当时不在现场，也没有下令开枪。直接负责的应是教育部“老虎总长”章士钊。但开枪的是他的卫队，这使得他承担了政治后果。事件发生地段祺瑞执政府如今成了普通的办公用地。

　　黎元洪与段祺瑞：不和的共和实践者

　　2011年8月，雨中，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校内土公山南坡，黎元洪的墓地肃穆而宁静，斯人早已远离了喧嚣的政坛。雨水冲刷着四周的青草。没有成群结队的游客来打扰这位民国大总统。

　　一周后，记者站在了另一处墓地，“合肥段公芝泉之墓”。初秋的艳阳高照，墓主段祺瑞安息在倚靠北京西山群脉的万安公墓中。与记者同行的，有段祺瑞最小的孙子段昌建。段昌建是段祺瑞的小儿子段宏范所生。他爷爷去世21年后，他才出生，那是1957年。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段家的子女是备受冲击的“黑五类”。

　　一百年过去了，峥嵘岁月化为墓地的平静。凌厉的时光之刀将宏大的政治事件切割成支离破碎的概念。当年黎元洪和段祺瑞在纷争中实践和维护共和，也长期背负着重重争议。“床下都督”?手刃了革命者?阴谋害死革命元老张振武?这些是黎元洪背负的历史争议。卖国贼?穷兵黩武的军阀?“三一八惨案”中屠杀学生的元凶?这些是段祺瑞背负的历史争议。

　　在历史的迷雾中孰是孰非?答案见仁见智。

　　旧时代的新式军人

　　黎元洪和段祺瑞的青少年时代满足了人们对成才的想象：普通出身、艰苦奋斗和朝廷重臣的提携。

　　近日，黎元洪的孙子黎昌晋在天津向南都记者讲述了黎元洪的早年发展历程：“我祖父贫苦出身，小时候挨过饿，要过饭，给人家放过牛。后来我曾祖父把他接到天津。我曾祖父当时在天津北塘当兵。我祖父在北洋水师学堂念书，校址在现在的天津河东区那边，距离北塘几十里地。我祖父当时之所以选择北洋水师，是因为北洋水师对好学生、优等生有奖学金。我父亲亲口对我讲，当时家里很困难，根本没有条件让他念书，他又非常好学，所以报考北洋水师。在北洋水师学堂有很多外国教官，但我祖父入学前，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结果半年时间，他就可以用英文和外国教官交流，一年以后就是优等生了，能拿到最高奖学金。”黎昌晋于1959年出生，他的父亲是黎元洪的幼子黎绍业。黎昌晋目前的职务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黎元洪这段著名海军学府求学的经历，是他日后在军界崛起的重要资本。毕业后，黎元洪经李鸿章奏保，成为海军一员。1895年在甲午海战中失败后，他遇到了张之洞，后被张委任编练湖北新军。他被张之洞倚为左右手，在张离开后，以混成协统、第八镇会办的身份，成为湖北军界第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第8镇统制张彪。

　　在黎元洪入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第二年，段祺瑞进入了同城的另一所名校，中国第一所近代陆军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段祺瑞出身农民家庭，年轻时就离开了双亲：17岁时父亲被强盗杀害，18岁时母亲病故。在黎元洪遇到张之洞的一年后，段祺瑞也遇到了他一生的“伯乐”，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这次相遇是北洋军阀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段祺瑞迎来了他人生的腾达期，袁世凯则迎来了一位有才华的实干家。段祺瑞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炮队统带，后来还担任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督办，北洋军官多出其门下，也奠定了日后“皖系”的基础。

　　近日，段祺瑞的孙女段惠敏向南都记者谈到一段细节，反映段祺瑞不仅仅是铁脸歪鼻子，还多少有些幽默感。段惠敏是段祺瑞的大儿子段宏业所生，在1938年出生，目前住在天津。和祖父一样，她也是个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段惠敏告诉记者：“段祺瑞并不重男轻女。我大姐(段瑂，段宏业所生)是天津中心女子高中毕业，跟我姑姑们岁数差不多。女孩子在五四运动期间流行剪短发。那时候我爷爷就说了：‘你们谁要把头剪了，送你们上尼姑庵!’我大姐特别追求时髦，看见人剪头，非常喜欢，就悄悄把头剪了。那时候过节，我们都要上门给我爷爷请安。我大姐给我爷爷拜节，一进去说：‘爷爷，我给您拜节。’我爷爷一看，他孙女怎么把头剪成短头了!我爷爷乐了：‘哎呀，我孙女怎么剪成个小秃儿啊!’我大姐就说：‘爷爷，现在外头都时兴这个，好看吗?’我爷爷说：‘好看!好看!’也不说送尼姑庵了。他一说，那些姑姑们才把头发剪了。”

　　黎元洪与段祺瑞较早接触西方教育。从1898年到1901年，黎元洪曾三次到日本考察军事。从1889年初到1890年冬，段祺瑞负笈德国，学习现代军事理念。段祺瑞的玄孙女段殳曾联系过德国克虏伯档案馆和相关专家。她在《与先祖段祺瑞留学德国有关的几张照片》一文中谈道：“但身处海外的段祺瑞，在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对清廷的陈腐没落深恶痛绝。”(《老照片》第41辑，第34页)没有详尽的史料来考察两人在辛亥革命前的思想轨迹。但赴东西洋考察，学习经历不同，收获相近。从两人的教育经历看，他们不可能在对现代政治理念完全陌生的前提下，猝然经营一座中国早期的共和“试验场”。

　　近日，著名历史学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向南都记者谈到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相似之处：“黎元洪不是权谋家，也不是‘泥菩萨’，多少有些主见，关键时刻坚持共和的底线。府院之争，两个人表面上矛盾了，但经历还是有些相近的，具体相似到什么程度，文献不够。两个人都是军人，不多讲话，不可能有多的政治见解，但不等于没有共和思想，因为(辛亥革命)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初了，两个人都有海外受教育的经历。”

　　短暂的对立者

　　真正让黎元洪与段祺瑞跻身历史舞台的，是辛亥革命的到来。这场革命也是他们个人命运的“革命”。

　　在辛亥革命前，黎元洪就以“厚重知兵”的开明军官形象见称。黎元洪的孙子黎昌晋告诉南都记者：“张之洞三次派我祖父去日本，他看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政治变革带来了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变了，感触很深。甲午海战之前，我祖父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后来在广东海军‘广甲’号服役，是二管轮。孙中山到船上去，以行医为名宣传，那时候两人就有接触(编者按：孙中山到“广甲”兵轮上宣传一事他处未见记载。“广甲”北调，应与孙中山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同时，即1894年春夏间事。1912年4月间孙中山访武汉，与黎元洪多次一起活动，亦未见彼此叙及17年前之事)。他那时候对中国前途忧虑，从内心深处，希望中国发生一种变革，但不是用武装起义这种方式。实话实说，他是清朝高级将领，让他拿起枪起义，可能不是那么太容易，但他的心灵深处有这种欲望，希望社会变革，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这点是我父亲原来给我讲过的，我祖父在世时给家里说过的。”

　　武昌起义的猝然到来，让黎元洪无所适从，做出了军人的本能反应，先组织军队镇压，后来看到民军势大，才放弃抵抗躲起来。一个负责联络的士兵周荣棠在黎元洪的协司令部被杀。这个本来无关大局的细节，因为关乎革命纯洁性而长期备受争议。主要有两种版本的史料，一种记载周荣棠被黎元洪的护兵所杀，另一种认为周荣棠被黎元洪本人所杀。另据当时参加宣传工作的韩大载记载，起义当晚黎元洪“曾亲手用刀杀害革命军通讯员张立成”(《武昌辛亥首义经历回忆》手稿，湖北省档案馆档案，档号：SZ58-3-368)。关于这段历史，黎昌晋告诉记者，“起义的当天晚上，有个士兵翻墙跳过去，跳到混成协的指挥部，进去就嚷：‘起义了!’这时候形势很紧张，这个士兵被杀了，但不是被我祖父杀的。当时指挥部很紧张，也怕所辖的部队乱起来，所以来一个革命党的士兵，会认为煽动造反。第二，可以从另外的事情来佐证。起义之前，很多革命党人暴露身份了，我祖父知道了，出面将这些人解救了。他要是不解救，这些人都被杀头了。”

　　黎元洪的“床下都督”故事广为流传，是否真实其实无关宏旨，但反映了当时的普遍现象：开明军官的骑墙态度。不过在当时的情势下，历史已没有给黎元洪留下“站队”的考虑时间。当黎元洪的藏身地点暴露后，革命党人要求他去楚望台见吴兆麟。当黎元洪犹豫之时，他受到了威胁，“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胡祖舜著《武昌开国实录》，第45页，湖北省档案馆档案，档号：LSA 2.11-75(1)]

　　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构想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前，湖北革命社团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在集会时，多次谈到让黎元洪出任总督，“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平日以厚重见称，在士兵心目中，成为适当人选。”(《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经过》，湖北省档案馆档案，档号：SZ56-1-035-1)

　　黎元洪情不自愿地当了湖北军政府都督。吊诡的是其言论转变之迅疾。1911年10月12日，清廷下令海军协同陆军进攻汉口民军。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为黎元洪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老师)督战数日后，17日，黎元洪给他写了著名的《黎元洪致萨镇冰书》。信中直言共和：“洪有鉴于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土，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维持世界和平。”黎元洪此言距离他躲藏革命军不过一周时间，这或者可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吧。所以当张之洞昔日幕僚梁鼎芬11月1日长电劝他重归大清国旧主时，他便不屑一顾了。

　　清廷在惶恐中令在河南洹上蛰伏多时的袁世凯复出，南下出兵镇压革命。而段祺瑞则被袁世凯兵调前线，成为黎元洪的对立者，但并未同民军直接交战。

　　共和的催生者

　　南北和谈，黎元洪作为一方独立的政治领袖面世，几与孙中山、袁世凯两方并列。而段祺瑞此时只是袁世凯政治策略中的一个重要“棋子”，还没有独据“山头”的实力。

　　黎元洪的政治运作能力经常被低估。事实上，民国成立前后，黎元洪活跃于权力分配、建都之争等政治大计上，穿梭在孙中山、袁世凯两大派系中间，远非一个忠厚军人那么简单。

　　黎此时倾向于靠拢袁世凯，设想由袁、黎分任正副总统。后来曾任黎元洪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介绍：“黎元洪既不是立宪派，更不是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军官中，一般关系处得都好，因此武昌起义后被拥为湖北都督，以后便逐渐接近立宪派，因而倾向袁世凯方面。”(《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158页)

　　在这场政治“盛宴”中，段祺瑞同样收获良多。在1912年年初，段祺瑞配合袁世凯“逼宫”，连上清廷四封电文。其中在这年1月26日，段祺瑞以湖广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军统身份领衔，会同北方四十六名统兵大员致电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些电文给段祺瑞带来了“一造共和”的巨大声誉。

　　无论是《黎元洪致萨镇冰书》，还是段祺瑞的“逼宫”电文，都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动机，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黎元洪和段祺瑞都明白，共和渐成民意底线。这个认识对两人日后在政坛上的作为影响深远。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告诉南都记者：“黎元洪从武汉开始，代表中华民国，主张整合。段祺瑞依附袁世凯，希望北洋统一中国，(两人)政治主张是相近的。”

　　联姻袁世凯的反帝制者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直接接触是在1913年，这是一次尴尬的会面。

　　当袁世凯在这一年当上正式总统后，面对的最大威胁是黎元洪的湖北派。其时，黎元洪拥有民国副总统和湖北都督的职权，手握重兵，而且拥有“首义元勋”的声望。自身曾被清廷贬抑的袁世凯，自然不欲黎元洪坐大。袁世凯多次想将黎元洪调离湖北架空他，但一直未遂。11月间，袁想了一个法子：霸王请客。正是段祺瑞替袁世凯执行了这个计划。

　　这年12月8日，段祺瑞到汉口。黎知道不走不行了，曾于秘书心腹谋划日后复任的办法。但段与之匆匆一见之后，即安排了黎北上的专车，9日即催黎北上。还在路上，10日，段祺瑞就收到了袁世凯的命令，代行湖北都督一职。此后，黎元洪与兵权“绝缘”，位高权轻，失去了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资本。袁批给他每月俸禄一万元，办公费二万元，指定住入瀛台。真是“请君入瓮”了。与段祺瑞一样，黎元洪被袁世凯纳入了政治联姻的范畴。1901年，段祺瑞娶了袁世凯的义女张佩蘅。1913年进京后，黎元洪的二女儿许配给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玖。

　　段祺瑞与黎元洪在反袁称帝上是一致的。在袁世凯称帝步伐加快时，段祺瑞称病辞去了陆军总长一职。这种不合作态度当然使袁十分不快又无可奈何。“‘文革’后，我们接触了袁家的人，袁家有点怨恨：当时(指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为什么不支持袁世凯?如果他支持，说不定袁世凯死不了!”段祺瑞的孙子段昌建如此告诉南都记者。

　　在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曾对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说，“吾今抱定宗旨，对于帝制问题，除不赞同亦

　　1916年4月22日，袁氏任段为国务卿，组阁，段自兼陆军总长。5月8日，袁被迫回复国务院，段仍任总理。6月5日，袁世凯离世，遗留下不少难题。按照袁世凯制定的“新约法”，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位总统继承人。继承人的名单颇具帝象色彩，写在“嘉禾金简”上，藏在“金匮石室”中。金匮打开后，名单上依次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据说原来是黎、徐、袁克定，袁世凯病重时派人取来改袁为段的)。黎元洪以这种方式担任了新总统。

　　总统的法统传承大有玄机，一度引起举国纷争。因为如果按照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黎元洪应该是“继任”总统。如果按照袁世凯在1914年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黎元洪是“代行”总统。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如何措词，关系到如果评价袁世凯，如何对待《临时约法》，自然非同小可。

　　当时在国内，多数政治派别主张恢复《临时约法》，但握有军权的段祺瑞则发表通电，维护《中华民国约法》。黎元洪和段祺瑞当时对是否恢复国会也存在争议。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后来回忆：“黎就职后，意图恢复国会。黎以约法中大总统权限太小，欲乘机扩张。段则以国会重开，诸多掣肘，意在迁延，可得一时之便利。此乃黎段意见分歧之开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261页)

　　黎元洪在政治上有孙中山等人支持。驻沪海军宣布独立，也给了段祺瑞较大压力。段祺瑞最终妥协，同意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祺瑞被黎元洪任命为国务总理，组织内阁，由此开始了两人的合作期。

　　据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记载，黎元洪的总统地位是在段祺瑞的许可之下取得的：“据后来张国淦对我说，段祺瑞曾召集幕僚整整开了一夜会，商讨要不要让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手里拿着毛笔，想不出好主意，最后把笔向地上一甩说：‘好吧，去接他来吧!’”(《父亲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文史资料》2008年第10期)由此可见黎元洪在政坛上的弱势地位。

　　但黎元洪自有其政治优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辑、《段祺瑞》的作者周俊旗向南都记者分析：“反对段祺瑞的人，包括不是嫡系的，或与段有矛盾的，都会支持黎元洪，让黎元洪作为反段的力量，这是国内的势力。国外的势力，则利用中国政治人物的微妙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参加‘一战’之争。在中外势力的支持下，黎元洪开始变得强硬。”

　　权力制衡中的府院之争

　　黎元洪和段祺瑞共同执政后的交恶，是载入中学历史课本的“府院之争”。段祺瑞的许多公文，均由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代拆代行。这位“小徐”专横跋扈。黎原先拒绝任命“小徐”的秘书长职务，经徐世昌劝说才签字。随后的某一天，徐树铮到公府去办理任命福建的三个厅长，黎问这三位是什么人?徐不耐烦地回答：“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印，我的事情很忙。”其嚣张无礼如此。黎对着段、徐这一主一从，其为政之难，可以想象了。

　　“府院之争”夹杂着派系之争和政策之争。派系之争主要是前期复杂的人事纠葛。政策之争是对德宣战问题。在美日插手下，府院之争达到白热化。

　　1917年后，在美国支持下，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实际是担心军方势力的增强，而军权是黎氏的“短板”。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积极主张参战，认为参战能使中国提高国际政治地位，并且不用承担实际风险。“如果没有他主战，中国有‘战胜国’一说吗?但中国没出一兵一卒。”段祺瑞的孙子段昌建告诉记者(编者按：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中国为欧洲战场输出了十几万华工，为协约国取胜作出了重要贡献。段氏用日款编练的参战军，后改名边防军，成为皖系的一支劲旅)。

　　参战争论的各个阶段都充满了火药味。段祺瑞采取激烈措施，迫使黎元洪勉强同意对德断交。在第二步的宣战问题上，段祺瑞寻求军队支持，调动各省督军进京。在督军和阁员的压力下，黎元洪在宣战案上盖了印。

　　当时，按照程序，宣战案要国会通过、总统盖印，方才生效。但对德宣战案在国会遇到了大麻烦。段祺瑞手下干将傅良佐，在众议院讨论参战案时，组织无业游民组成所谓“公民团”，骚扰甚至殴打议员，想以这一招给议员施加压力。但这一招弄巧成拙，舆论纷纷谴责，致使内阁要员辞职，出现了内阁只剩段祺瑞一人的“奇观”。接着，段祺瑞与日本的秘密交易披露，舆论哗然。而此前，段祺瑞还在国会作出了中日间没有秘密外交的证词。形势已经使段祺瑞被动。当段祺瑞要求解散国会的呈文送到黎元洪手上时，这位窝火的大总统发出了“不怕死、不盖印、不违法”的“三不宣言”。几天后，府院之争达到了顶点：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

　　正如段祺瑞低估了黎元洪一样，黎元洪也低估了段祺瑞。不几天，黎元洪面对的是各省督军的“独立”，以及“研究系”议员的离去，段祺瑞的政治号召力可见一斑。在危机面前，黎元洪请来梳着长辫子的张勋“调停国事”，但帝制死党张勋却重新拥戴废帝溥仪登基。

　　在得悉张勋复辟计划的当晚，在周遭人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黎元洪情绪非常激动：“愤时局之纷纠全系自己不德所致，拟一死以谢国人”(转引自程国安著《黎元洪传》，第252页)。在对待帝制的问题上，两人又处于同一“战线”。张勋复辟前，曾试探段祺瑞的口气，得到的回答是：“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212页)

　　击败一场复辟闹剧，段祺瑞马厂誓师，重获国务总理职务，外加一个“三造共和”的美誉。赶走张勋后，心灰意冷的黎元洪通电辞职，段祺瑞随后如愿“参战”，府院之争结束。这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最后一次共事。之后，两人都曾重执政权，但再无交集。

　　遗言相近的失意者

　　1922年，黎元洪又被北洋直系势力拥到北京复职，就任大总统，但仍无实权，后受逼迫离京。段祺瑞在府院之争后又多次组阁，但经历直皖战争后，已丧失军权。他在宦海后期担任临时执政时，虽为国家元首，但已无实权可言。两人最后都在政治不得志中终老。

　　黎元洪于1928年离世。开祭前，段祺瑞来到了灵场。面对老对手，年迈的段氏感情极为复杂，“三鞠躬毕，喟然长叹，似有无限感慨者。”黎元洪和段祺瑞生前没有私交。目前，黎家和段家在天津都有后人，但相互之间并不往来。

　　对黎元洪的历史争议，大多集中在辛亥革命后几年内。对段祺瑞的历史争议，则主要是在他执政后。同为“武力统一”政策，段氏的“武力统一”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长期的主流话语中评价迥异，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后世对段祺瑞卖国的指摘，指其对日本的政治交易，特别是“西原借款”。这笔多达两亿多日元的借款，通过日本掮客西原龟三达成，被段祺瑞用来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之用。段祺瑞私下曾对人说：“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253页)“后来我家有人见到西原家族的人，西原家族的人开玩笑说，因为段祺瑞借款，我们西原家族要倒闭了。”段祺瑞的孙子段昌建对南都记者说。段祺瑞与日本的政治交易有其政治目的，与日本的借款签约一旦签订，辩解纯属费辞。

　　段祺瑞身上的另一个焦点是“三一八”惨案，这场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的事件，原委扑朔迷离。段祺瑞当时不在现场，也没有下令开枪。直接负责的应是教育部“老虎总长”章士钊。但开枪的是他的卫队，这使得他承担了政治后果。事件发生地段祺瑞执政府如今成了普通的办公用地。执政府门口一侧，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墙壁上一块牌子上写着官方的说法：“队伍行进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时，遭到执政府卫队的枪击和大刀砍杀，死难47人，打伤200余人。”

　　在“文革”中，黎、段两大家族都受到较大冲击。黎元洪的孙子黎昌晋告诉南都记者：“1937年以后，我父亲(黎绍业)和我大伯父(黎绍基)回过武汉，带回来一些湖北军政府的档案材料和史料，但在‘文革’期间，在英租界这边的家被抄了，几乎所有保留的历史文物都不存在了。”段祺瑞的孙女段惠敏告诉南都记者，在‘文革’中，他们家的地板被撬开，照片都被拿走了。在上世纪70年代，段惠敏的儿子报考飞行员，其他条件都符合，但政审过不了关。段祺瑞的孙子段昌建也谈到：“‘文革’中，我们家每天晚上7点钟门被锁上，早上7点钟门又被打开，吃喝拉撒都在家里。红卫兵审我爸(段宏范)的时候，找‘三一八’惨案。我爸说：‘这个不是我爸爸开的枪。’红卫兵就问：‘当时你爸爸是不是执政?是不是军阀?’我爸就没话说了。”

　　历史的评价莫衷一是，但政治的残酷显然深挫了黎、段这些当事人。段的“影子”徐树铮被冯玉祥所杀。淡出政坛后，黎元洪这样总结：“我虽然三度因缘时会，有两戴总统桂冠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赔累不少。”(转引自程国安著《黎元洪传》，第316页)。他的政治对手段祺瑞同样消极，“丙寅政变又起，公乃决心避世，皈依佛法，自号正道老人，绝口不言国是。”(《民国人物碑传集》，第634页)“老爷子(指段祺瑞)生前有遗训，段家子孙，不能从政，不能从军，不能经商，你说干吗呀?因为这个遗训，段祺瑞的儿子一事无成!”段昌建这样对南都记者说。目前，段家有很多人在教育界，但没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

　　黎元洪的遗言中有这样的句子：“毋忘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在北京万安公墓段祺瑞墓碑的背后，刻着他著名的遗言“八勿”，其中一句是：“勿信过激言行而自摇邦本。”两句遗言实质相似。经历了剧烈的纷争后，冥冥中他们归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