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宁都会议被周恩来取代军权 忧虑成疾吐血

 

  当夜,月光如昼,繁星闪烁。我军从西北门突进,激战了一天的敌人未料红军夜间再攻,果如毛泽东之言!未战数时,红军即突入城内,守敌两个旅大部被歼,师长高树勋率残部星夜而逃。

 

  乐安、宜黄两役,连战连胜,共歼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为水口之役解了恨。

 

  高树勋覆灭了。敌人大为震惊!驻守南丰的毛炳文师急向南城靠拢。“敌退我进”!我军于23日又乘胜占领了南丰。

 

  红军一周内连克三城,为第四次反“围剿”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功劳是分明的!

 

  毛泽东为之踌躇满志。

 

  宁都会议失军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二落

 

  岂知,大胜之后,令人痛心的事情又发生了。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总部继占领南丰后,拟乘胜攻取南城。于是,周恩来、毛泽东等于8月24日随军进抵南城近郊。

 

  然而,毛泽东随即发现:南城守敌有3师之众,且敌虎视眈眈,已作好战斗准备!据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根据敌人工事坚固和红军攻坚势必形成相峙局面的情况,适时改变了预定计划,主动撤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

 

  周恩来致电后方苏区中央局(任弼时代理书记,成员有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并转告临时中央:说明了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事与愿违。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却极力催促红1方面军向北进击,威胁南昌,指令红军不要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为一方,与在前线的周、毛、朱、王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的分歧。

 

  一方是上级,一方是下级。上级远离前线,不知实情,而了解敌情的下级却难违上命。真是令人为难啊!为征得同意,9月23日,周、毛、朱、王联名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并转中央,陈述了理由:

 

  “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使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

 

  未料,9月25日,后方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积极进攻”的方针,复电他们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强调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毛泽东等接电后,于同一天,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坚持原有看法,陈言:

 

  “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本来,党内陈述不同意见,乃正常现象。但后方中央局对周、毛、朱、王的意见,却大为恼火,于9月29日蛮横地断言: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语气、腔调都升级了。矛盾已发展到尖锐的地步!双方一来一往,唇枪笔战,毫不妥协……

 

  矛盾激化的结果,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成为可悲的“宁都会议”召开的背景和原因。

 

  几天后,即1932年10月上旬(3日至8日之间),为了解决前方和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在作战方针上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了全体会议。这便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平静的小源,一时不平静了。

 

  苏区中央局全体成员都来了。他们是: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8人——4比4,阵营分明。

 

  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后来,周恩来从前方赶到,主持了会议。会议开始“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即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 “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后方中央局首脑得着临时中央的支持,似乎秉承着一把“尚方宝剑”,口气强硬,闹得挺凶,一时占为上风。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毛泽东似乎成了他们的“靶子”。后方中央局一味坚持中央不符合实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对毛泽东进行了横加指责。如:攻赣州,本来是战略上的错误,可是他们却认为“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没有打下赣州,不是从战略上找原因,不是真诚地从中汲取教训,而是归罪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所致。硬说:“攻赣州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又如打漳州本来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很大胜利,可他们却认为:“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再如:8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南城、宜黄等地分兵作群众工作,为粉碎第四次“围剿”创造战场的行动,本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他们却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扣上了“等待观念的错误”,和“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等大帽子加以批判。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没有屈服,据理反击。于是,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结果,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他通过到苏区后对毛泽东的观察,深深觉得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周恩来的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

 

  周恩来的眼光是长远和正确的。

 

  但是,会上多数人却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以上引文均见《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所开之全体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0日)

 

  毛泽东困惑了。后方中央局同志们的不信任,似一块巨石砸在他的心上。于是,他提出了请“病假”的要求。

 

  本来,毛泽东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历史,铸就了一个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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