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人是如何攻下君士坦丁堡?用士兵尸体当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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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4月底的时候,一次大规模炮击把城墙顶端炸塌了大约30英尺。天黑之后,朱斯蒂尼亚尼的部下再次开始抢修,用泥土封堵缺口,但次日奥斯曼大炮又开始了狂轰滥炸。但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其中一门大炮的火药室发生了破裂,可能是因为炮管的缺陷,尽管俄罗斯人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声称这是被守军的火炮击中所致。这个挫折让穆罕默德二世火冒三丈,命令立即发动一次攻势。奥斯曼军队向城墙发起了冲锋,令守军措手不及。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交火。城内敲响了警钟,人们冲向城墙。“兵器碰撞、火光夺目,所有人都感到城市已经被连根拔起。”冲锋的奥斯曼士兵被成片地打倒在地,又被后面疯狂地冲上来的其他士兵踩在脚下。对俄罗斯人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来说,这个景象极其恐怖:“死尸几乎将壕沟填满,土耳其人就踏过己方士兵的尸体,像在大草原上冲锋一样,继续战斗,死者的尸体成了通往城市的桥梁或者楼梯。”守军最终无比艰难地打退了这次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夜色降临。成堆的死尸被抛弃在壕沟内;“从突破口附近一直到山谷,流血漂橹”。守军士兵和市民们精疲力竭,倒头就睡,任凭伤者在城墙外呻吟。第二天,僧侣们再次开始他们的忧伤工作——埋葬战死的基督徒,并清点敌人尸体。君士坦丁十一世已经被消耗战拖得身心疲惫,现在看到伤亡数字,显然非常烦恼。

  疲惫、饥饿和绝望开始给守军带来严重的损失。到5月初,粮食已经短缺;此时已经很难和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做生意,划船去金角湾捕鱼也变得非常危险。在战斗间歇,很多防守城墙的士兵会离开岗位,为家人搜寻食物。奥斯曼军队知道这个情况,不断发动突然袭击,用一端带钩子的木棍将城墙上装泥土的木桶拉下来。他们甚至能够大摇大摆地接近城墙,用网兜回收炮弹。城内的争吵愈演愈烈。热那亚人的大主教莱奥纳德控诉擅离岗位的希腊人是懦夫。希腊人反驳说:“如果我的家人挨饿,城防关我什么事?”莱奥纳德感到,还有很多希腊人“对拉丁人满腹仇恨”。有人被指控囤积粮食、怯懦畏敌、投机倒把和妨碍城防。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信条和血统出身不同的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朱斯蒂尼亚尼和诺塔拉斯互相争夺军事资源。莱奥纳德严厉谴责“某些人的丑恶行径,他们是喝人血人膏的恶魔,囤积粮食,或者哄抬粮价”。在围城的巨大压力之下,脆弱的基督教联盟开始瓦解。莱奥纳德责怪君士坦丁十一世没能控制住局面:“皇帝行事过于宽大,抗命不遵的人既没有受到言语训斥,也没有受到刀剑的惩罚。”城墙外的穆罕默德二世很可能也得知了这些争吵和矛盾。“守城军队陷入了分裂,”奥斯曼史官图尔松贝伊在这个时期记载道。

  为了防止士兵去搜寻粮食而玩忽职守,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向士兵的家属平均分配粮食。形势已经非常险恶,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征用了教堂的圣餐盘,将其熔化、铸成钱币,分发给士兵们,让他们去购买粮食。皇帝的这个举措很可能是颇有争议的,不大可能受到虔诚的东正教徒们的支持,后者认为城市蒙受的苦难是罪孽和错误应得的惩罚。

  拜占庭指挥官们在加紧商讨战局。敌人舰队进入金角湾,严重打乱了守军的计划,他们被迫根据新局势重新部署部队和划分防区。城墙守军一天24小时地瞭望西方大海,但海平线上没有任何动静。大约在5月3日,守军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指挥官、民政要人和教会人士共商国是。敌人的大炮还在轰击城墙,守军士气越来越低落,大家感到敌人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在充满不祥预感的气氛下,有人提议让君士坦丁十一世离开城市,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在那里重整旗鼓,招募新兵,以图东山再起。朱斯蒂尼亚尼表示愿意提供他的桨帆船送皇帝逃离。史学家们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答复作了非常煽情的记述。他“沉默许久,泪如雨下,然后说道:‘我赞赏和感激你们的建议,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因为这建议符合我的利益,一定是这样的。但我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离开教会、上帝的教堂、帝国和所有人民?请告诉我,如果我逃走的话,全世界会怎么看我?不,众位大人,不行。我要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殒身报国。’他向他们鞠躬致敬,哭得伤心欲绝。牧首和在场的其他人都开始默默流泪”。

  平静下来之后,君士坦丁十一世提出了一个务实的建议:威尼斯人应当立即派遣一艘船到爱琴海东部,寻找救援舰队的迹象。要突破奥斯曼人的海上封锁是非常危险的,但当即就有12人自愿报名,于是准备了一艘双桅帆船来执行这个任务。5月3日快到午夜时,这12人乔装打扮成土耳其人,登上了这艘小船。船被拖曳到铁链处。帆船张挂着奥斯曼帝国的旗帜,升起船帆,溜过了敌人的巡逻队,丝毫没有被敌人察觉,然后在夜幕掩护下向西进入马尔马拉海。

  虽然大炮有着一些技术问题,穆罕默德二世仍然继续炮击城墙。5月6日,他判断,发动致命一击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命令陆军全军再次向城市推进,全天猛攻。”城内传出的消息可能让他确信,守军的斗志已经在崩溃;或许还有其他情报警告他,意大利人正在缓慢地组织一支援军。他感到,城墙中段的薄弱环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他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5月6日,大炮再次猛烈开火,较小的火炮也加入合唱,此时炮手们对射击模式已经驾轻就熟。炮击还伴随着“呐喊声和响板的敲击声,以威慑城内的人”。很快,又有一段城墙倒塌了。守军要等到夜间才能修补城墙,但这一次,奥斯曼人在夜间也继续炮击,所以守军无法封闭这个缺口。次日早上,大炮继续对城墙基部狂轰滥炸,又打垮了相当长的一段。奥斯曼军队持续炮击了一整天。晚上7点左右,他们向城墙突破口发动了一次排山倒海的进攻,像往常一样大呼小叫、鼓乐喧天。远方港口内的基督徒水手们听到了狂野的呼喊声,担心奥斯曼舰队也会相应地发动进攻,于是做好了战斗准备。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士兵越过壕沟,冲向突破口,但此处非常狭窄,兵力优势发挥不出来,他们在强行猛冲的过程中踩倒了不少自己人。朱斯蒂尼亚尼冲上去迎战,突破口处爆发了一场绝望的肉搏战。

  一个名叫穆拉德的近卫军士兵引领着第一波攻击。他凶猛地向朱斯蒂尼亚尼砍杀,朱斯蒂尼亚尼险些丧命,但这时有一个希腊人从城墙上跳下,用斧子砍断了穆拉德的双腿,才将朱斯蒂尼亚尼救下。率领第二波攻击的是奥斯曼帝国欧洲军的旗手奥马尔贝伊,迎战他们的是朗加比斯指挥下的一大队希腊兵。在大肆砍杀和冲刺的混战中,双方的指挥官在各自部下面前展开了一对一单挑。奥马尔“拔出利剑,向对方猛攻,两人疯狂地互相劈砍。朗加比斯走到一块石头上,双手握剑,砍到奥马尔的肩膀,将他劈成两段,因为他的臂力极强”。奥斯曼士兵们看到指挥官战死,不禁火冒三丈,将朗加比斯团团围住,把他砍倒在地。就像《伊里亚特》的场景一样,双方都冲上去争抢指挥官的尸体。希腊人急于夺回城门外的尸体,“但未能成功,自己损失惨重”。奥斯曼士兵们将残缺不全的尸体砍成肉泥,把希腊兵赶回了城内。这场鏖战持续了三个钟头,但守军坚守住了战线。战斗渐渐平息下来,大炮又开始咆哮,以阻止守军封闭缺口。同时奥斯曼军队发动了一次牵制性攻击,企图将皇宫附近的城门烧毁,但也被击退。朱斯蒂尼亚尼和疲惫不堪的守军士兵们在黑暗中努力重建临时壁垒。由于城墙遭到轰击,他们不得不在比原先位置更靠后的地方修建土木壁垒。城墙坚持住了,但非常勉强。在城内,“希腊人因为朗加比斯的战死而万分悲痛和恐惧,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武士,非常英勇,而且受到皇帝的敬爱”。

  对守军来说,炮击、进攻和修补城墙的循环越来越模糊不清。就像描绘堑壕战的日记一样,史学家们的记载也越来越单调和重复。“5月11日,”巴尔巴罗记载道,“除了陆墙遭到相当规模的炮击,陆上和海上都很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13日,一些土耳其人来到城墙下,发动了小规模袭扰,但除了不幸的城墙遭到持续轰炸之外,白天和夜间都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对时间的把握开始出错,他记载的事件的顺序开始紊乱,甚至有重复记录。士兵和平民都厌倦了战斗、修理、埋葬死者和清点敌人的死尸。奥斯曼军队对营地内的卫生状况高度重视,总会把己方阵亡者抬走安葬,但壕沟内还是堆满了腐烂的死尸。激烈残杀威胁着饮用水的安全:“河流溪涧中的污血污染了水源,发出恶臭。”城内的市民们越来越沉迷于教堂礼拜和圣像创造奇迹的神力,忙于思考罪孽和对局势进行神学解释。“全城到处可以看见所有男女群众组成神秘的游行队伍前往上帝的教堂,泪流满面,赞美和感恩上帝与最纯洁的圣母。”奥斯曼军营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召唤祈祷的呼声,借此计时。德尔维希们在士兵中间来回穿梭,告诫信众要坚定信心,牢记圣训中的预言:“在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圣战中,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将被战胜,这是真主不能宽恕的;三分之一将英勇牺牲,成为伟大的烈士;还有三分之一将最终得胜。”

  守军的伤亡持续增多,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指挥官们焦急地到处搜寻人力物力来填补缺口。他们虽然竭尽全力,还是无法让所有守军精诚团结。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与朱斯蒂尼亚尼争吵不休,威尼斯人则大体上独立行动、自行其是。目前唯一尚未动用的人力资源就是桨帆船的船员,于是皇帝向威尼斯社区求援。5月8日,威尼斯十二人议事会召开了会议,投票决定将三艘威尼斯大型桨帆船上的武器卸下,将船员调往城墙,然后在造船厂内将桨帆船摧毁。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万难之策,目的是确保船员们一心一意地参加守城,但这个措施招致了激烈反对。卸载武器的工作正要开始,船员们手执利剑阻挡住了跳板,宣称:“我们倒要看看,谁敢从这些桨帆船上卸货!……我们知道,一旦我们把这些桨帆船上的货物卸下,在造船厂内把它们击沉,希腊人就会用武力把我们扣押在城内,当做他们的奴隶。而我们现在还是来去自由的。”船长和船员们害怕自己安全撤离的交通工具被摧毁,封锁了他们的船只,严阵以待。这一天,奥斯曼人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轰击陆墙。形势危急,议事会不得不在第二天再次开会,对计划做了修改。这一次,两艘长型桨帆船的指挥官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同意将他的船只上的武器卸下,并带领400人加入圣罗曼努斯门的防守。花了四天时间才说服船员们合作并搬运装备。他们在5月13日抵达圣罗曼努斯门时,几乎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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