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盗四处劫掠 日本受害称其为“嘉靖大倭寇”
海上贸易的竞争与合作
第二，在东亚的各国商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彼此之间有竞争，同时也有合作。以往许多人都从教科书里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西方殖民者来到东亚世界后，似乎都是“联手”对这里(特别是东南亚)的人民进行掠夺和侵略，而中国是主要的受害者之一。除了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外，还对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进行打压。这种看法有其道理，但也有偏颇的一面。
西欧殖民者来到东亚后，对活跃在这里的华人海上贸易商业进行打压，这是不争的事实。还应当注意：贸易不同于单纯的掠夺。在贸易中，不仅有竞争，而且也需要合作。因此各国商人在东亚，除了竞争，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例如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力图建立和中国、日本直接贸易的渠道。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后，西班牙当局大力招徕福建商人和日本商人直接到马尼拉进行贸易，于是大批中国商人蜂拥而至。1571～1600年，平均每年季节性到访的中国人达7000人次，而当地的西班牙人还不到1000人。1570～1600年，定居菲律宾的中国人，从不到40人增加到15000人。他们大多数是从事贸易的，因此菲律宾西班牙语中“华人”被称为sangleye，源自福建方言中“贸易”的发音。西班牙当局因为惧怕中国人的势力过大，周期性地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其中以1603年和1639年最为严重。然而每次屠杀之后，又招徕华人来经商。在马尼拉，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商人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日本商人。16世纪初，在暹罗的阿瑜陀耶城有华人、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聚集区。住在这里的葡萄牙人约有300人，日本人1000～1500人，而华人更多，17世纪中叶时达3000～4000人。这些商人一方面彼此展开商业竞争，另一方面也相互合作做生意，总的来说是大致相安无事。
1619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建立统治中心后，也千方百计招徕中国商船到此进行贸易，甚至还使用武力迫使在下港的中国商人迁往巴达维亚。1620年5月3日，荷印公司指示其属下的北大年商馆：你们必须劝诱北大年、宋卡、那空、博他仑等地的中国商船，载运大批生丝、绢绸以及其他中国货物前来雅加达，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不缺乏现款，也不缺乏檀木、胡椒，他们可以不必缴纳任何税款，一切捐税全部豁免。
此外，在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各国商人集聚的港口城市。例如在17世纪初，安南的庸宪和会安已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庸宪的贸易主要由日商和华商经营，葡、英、荷、西商亦间或前来交易。会安更是如此。一个当地日本人1642年在写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说：当时会安的中国人约有4000～5000人，日本人40～50人。荷兰商人也于1633年来到此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国商人和平共处的国际商港。
在中国舟山群岛的双屿港(今舟山六横岛)，16世纪20年代葡萄牙人到来之后，特别是著名的以汪直为首的徽州海商集团来到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为“16世纪之上海”。这里麇集了大批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特别是葡萄牙人，因此也被称为葡萄牙人的侨居地，“就好像位于里斯本和圣塔伦(Santare，葡萄牙本土的一个港口)之间”。葡萄牙人平托(FernamMendezPinto)于1541年(嘉靖二十年)随葡萄牙的印度总督法利亚船队游历了双屿港。他后来在其《远游记》中写道：“在海上航行六天后，来到了双屿的大门。那里是距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三十里的两个岛屿。双屿是葡萄牙人在陆地上建立的拥有上千户人家的集落，由市参事会员、陪审判员、地方长官和其他六七名共和国法官及官员统治。城镇上有3000人，其中的1200人为葡萄牙人，剩下的是各个国家的基督教徒”，“这村落中，除来来往往的船上人员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及孤儿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视官、巡夜官、收税官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有两所医院，一所仁慈堂。一般通行的说法是，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丽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据许多熟悉这里事情的人讲，葡萄牙人的贸易额超过300万葡元，大部分买卖都是两年前发现的日本白银，无论带什么样的商品到日本，都会赚回3～4倍的利润。他说当时葡萄牙人每年在双屿岛的贸易额超过300万克鲁扎多。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前面已经说过，葡萄牙国王每年从香料贸易中大约可获得100万克鲁扎多，而在葡萄牙一个有钱人家的佣人每年才挣4个克鲁扎多。当然，《远游记》是一部游记，像那个时代欧洲人的大多数探险游记一样，所说常常有夸大，所以不能过分相信其所言。不过双屿贸易规模很大，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频繁的贸易活动和长期相处，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商人往往会使用多种语言。这种情况集中地表现在明末福建海商领袖郑芝龙身上。他不仅会闽南话、广府话和官话，而且也会葡萄牙语、卢西塔尼亚语(一种犹太商人使用的犹太-葡萄牙语)和日语。此外，他也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做过“通事”(翻译)，或许懂一些荷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