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民主20年：叶利钦花120亿收买军队镇压议会
戈尔巴乔夫一再将苏联最高苏维埃称为“议会”，这当然不只是为了向西方解释的方便，而是他民主化的制度选择。那么，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与新的权力中心关系何在?在这次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中，戈尔巴乔夫以95.6%当选。苏共权力让渡给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两种职位的和平转移，似乎象征着权力再造的顺利。
但是，按民主制度的一般分权设置，作为“议会”的最高苏维埃，究竟是行政中心还是立法中心?或者仍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各项权力合并全给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解决这一问题是设立苏联总统，行使行政权力，与立法、司法分权。1990年，戈尔巴乔夫当选第一任苏联总统。国家权力，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到最高苏维埃，再到分权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凭借自己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与资源，顺利地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过渡。
这个时候，仅仅只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之一的叶利钦，当然不可能是集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及总统于一身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彼此级差太大。但是，制度变迁，绝非设立种种职位那么简单，也断非拥有了这种种职位就意味着权力在握。
权力，有其自身逻辑。
列宁曾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相当程度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将苏共权力转移给最高苏维埃传统“合法性”的来源。所以，最初的权力转移，似乎波澜不惊。但是设立总统制呢?任何一项制度，它都需要“合法性”，亦即需要授权。戈尔巴乔夫需要求助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的授权，这其间涉及的利益平衡是中央与地方。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组成。那么，当中央新生出“总统”的行政权力中心之时，15个加盟共和国，是否也应当设置同样的机构?
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看，他很坦率：“我原来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但是，如此一来，失去地方——加盟共和国的支持，宪法修正案可能得到足够通过的多数吗?总统制能够获得授权吗?戈氏感叹：“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门艺术。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再造，其实质是此际需要在总统、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三者之间获得一个恰当的权力平衡。如果我们更深远一些来看待权力“合法性”问题，其间关键是，在什么样的“共识”之下，苏联总统向各加盟共和国总统行使权力，并使各加盟共和国在新的权力制度框架内，建立国家认同?
简单地看，苏联的建立，以两种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其一，苏维埃认同，亦即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认同;其二，民族认同，15个加盟共和国，都由各自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名字命名，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构成上是单一的。苏联人的身份证，记录着每个人的两种身份，首先是他的苏联公民身份(即他们的国家认同)，其次是他们民族身份。苏联何以解体?细研各种分析框架，唯有卡瑟琳·丹克斯的国家认同瓦解最具解释效力。以身份认同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苏共中央的国家权力转移，其隐含的代价则是，它让苏联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忠诚和苏联的国家认同迅速削弱，结果，第二种认同——民族认同迅速上升，而这一认同则在挑战苏维埃中央政府合法性上，提供了一个动员因素和组织性基础。
苏共作为权力中心被瓦解后，实际上，苏联进入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最高苏维埃以及总统制，尤其总统，在加盟共和国权力上升之际，甚至仅仅只是名目上的权力中心而已。
苏共中央的权力让渡，以致权力瓦解，直接带来的是在当时未必为人所察觉国家的认同的削弱;在这个时候，各加盟共和国也获得选举各自地方(加盟共和国)总统的资格，那么，这些地方“总统”将会以什么样的名目，来诉求各自的“国家(实为地方)认同”呢?第二个俄罗斯套娃被打开了。
回顾一下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团的道义责任与经济负担——被打开的第一个俄罗斯套娃，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的关系，如果对应于俄罗斯与苏联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结构完全一样。俄罗斯每年向苏联其他共和国提供6700万卢布的纯补贴，还有其他三个共和国也跟俄罗斯一样提供纯补贴，但数目分别只有50万~200万卢布。深入的研究者描述说：俄罗斯人的真实感受是，在苏联内部，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都遭到了损害，在它与其他共和国的不利交易中，它把能源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其他共和国，而其他共和国却以很高的价格向俄罗斯提供消费品。但是，对于其他加盟共和国而言，他们的感受又完全相反，苏联的文化、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其实就是俄罗斯的文化、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俄罗斯人迅速回到了其专制民族的本来地位，在苏联全国上下控制着关键位置。”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在苏联框架下，彼此并不满意各自所处地位。
苏联既然可以摆脱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循此逻辑，俄罗斯为什么不可以摆脱苏联?“俄罗斯套娃”的结构并无不同，逻辑一致。早在1989年的“议会”——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之时，28位俄罗斯民族代表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口号：消除“反向歧视”(即苏联其他民族反对俄罗斯)。
1990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后又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他的竞选口号很明确：“俄罗斯优先”——号召俄罗斯人从苏联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是，如果只看他们的回忆录，不深入苏联与俄罗斯的深度关系结构，我们未必明白“俄罗斯优先”意味着什么。
权力争夺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1990年都是关键的一年。这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5月，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看上去，这似乎并不是一种对等的权力关系，一方是国家总统，另一方面只是地方(加盟共和国)主席。但是，如果苏联瓦解，摆脱了苏联控制之后，谁将会是莫斯科新的、真正的控制者?
作为一个国家，苏联的各个权力机构已经就绪，首脑是戈尔巴乔夫。可是，如果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本身不复存在了呢?结构未定的这个时期，才是真正的权力真空期。
研究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的制度变迁，以民主制度建立的目标观察，它的特殊性在于，突出而关键人物的权力争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制度生成的基础性动力。新制度的形成，以苏联解体为代价，代价是大是小?可能将一直争议。
叶利钦的攻击性直接而粗暴。在为谋求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竞选里，他的政纲明确针对戈尔巴乔夫：要求俄罗斯主权。在叶利钦阐述的独立原则里，包括：公民只能拥有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国籍(意味着只能民族身份认同);建立土地、矿产、领空、森林、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共和国所有制;俄罗斯应独立制订对外贸易和货币金融政策;俄罗斯应拥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叶利钦告诉他的选民：“最近几个月，我事先与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几位日本政治活动家交换意见的情况表明，西方对直接与俄罗斯接触的可能性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想，俄联邦外交部不做苏联外交部的预备演员，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宪法不做苏联宪法的预备演员。”
相比于“根正苗红”出身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像叶利钦这样性格粗暴而直率的领导人，实在也并不多见，更为有趣的是，他经历的戏剧性。
在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前一个月，叶利钦出访英国与西班牙。他从英国飞往西班牙的六座飞机，升空后即发现故障——供电系统的故障，与地面失去联系，舱内没有降落伞，周围又全是悬崖，飞行员不知往哪里滑翔。最后关头，飞行员找到了一块平地，“飞机没有速度，轰隆一声摔在了水泥地面上。叶利钦坐在机尾，而机尾恰巧是主要撞击点”。西班牙总统卡洛宁知道发生了事故，派自己的飞机和警卫人员去接回叶利钦，虽然叶利钦身体状况极糟，但他拒绝救护，自己走下飞机……第二天一大早，叶利钦前往电台接受采访，失去知觉。医生诊断为脊柱损伤，建议他住院治疗，但叶利钦坚决拒绝，要求把他送回莫斯科;正在争吵之际，叶利钦再次恶化，不得不被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剧烈的碰撞击碎了一个椎间盘，脊柱骨组织碎片一有轻微的运动就会损伤和压迫神经。醒过来的叶利钦仍然两次要求把他送回莫斯科，但医生拒绝了他的要求，在巴塞罗那完成了这场手术。手术很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