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入传销救女遭拒:还要继续奋斗!

  为营救陷入传销组织的女儿,闫家余可谓煞费苦心:他和外甥设计打入广西北海的传销团伙内部,并与打传队里应外合,将女儿强制带出来。可最后女儿仍不愿随他回家,还要继续留在当地“奋斗”。

  10月27日,62岁的闫家余已从广西回到湖北老家。他告诉澎湃新闻,四天前,女儿本来已和他一起到了火车站,准备乘车回家,可临走时她突然不肯离开,说自己“不想放弃”。 这令闫家余有种无奈的挫败感。

  针对这种情况,接受采访的反传销人士认为,在目前打传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整治工作还应健全救助机制,加强涉传人员的“反洗脑”教育,如此方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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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拉父亲搞传销,老汉借口“没旱烟”逃离

  闫家余是湖北荆门人。他说,女儿闫芳(化名)大概是去年六月开始“搞传销”的,自己也曾被女儿拉入传销组织。

  2016年9月,闫家余还在广东佛山的工地打工,主要从事城市下水道的施工。那段时间闫芳多次给他打电话,劝他离开“又苦又累”的工地。“她说她在湛江开了一间卖食品的店子,让我过去帮忙。”闫家余当时信以为真,便从佛山赶到广州坐火车——车票是女儿帮他在网上买好的,他上车后才发现,火车不是开往湛江,行驶方向竟是广西南宁。

  到了南宁后,闫家余根据女儿买好的车票,转车来到北海。女儿和几个外地男女在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带闫家余到北海游玩,告诉他中央很重视北海的发展,准备在北海建“3条高铁、9条高速”;一些人轮流给闫家余上课,介绍“投资生意”,鼓动他交69800元“投资”,“以后最高可拿到1040万元。”

  闫家余当时不知道,他接触到的所谓“投资项目”,其实是传销活动中有名的“1040阳光工程”——通过交会费、发展下线,号称可以分到上千万元。

  闫家余被女儿骗至的北海市。经过女儿等人的“洗脑”后,闫家余决定“投资”。

  他返回湖北老家,把家里的2.5万元积蓄全部带来北海,加上女儿的钱,凑足69800元交上去,从此成为了以缥缈财富为梦想的传销一员。

  两个月后,闫家余发现“生意”不对劲,“其实就是骗人”。他决定离开。刚好从家里带去的旱烟抽完了,他此前想让家人寄些烟丝过来,可同伙的人不让他透露住处地址。于是他提出自己回家拿烟,“他们见我两个月没发展一个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价值,就让我走了。”

  虽然几万元“会费”打了水漂,可闫家余回家后再也不想“干那事”。一年多来,他最担心的,是还陷在传销窝里的女儿。

  与打传队里应外合,救出女儿却带不回家

  去年从北海回到湖北老家后,闫家余经常打电话要女儿回来,可闫芳根本不听劝。“她说我不懂,叫我别管。”闫家余叹道。

  在闫家余眼里,今年30岁的闫芳从小很听话,小时因为家里穷没完成初中学业。结婚后,闫芳生育一儿子,现在读五年级。前些年闫芳在广东打工。自从迷上传销后,她和丈夫关系恶化。“一直闹离婚。”闫家余叹道。

  为了挽救女儿,前段时间闫家余找到“有点子”的外甥吴彪,让其想办法。“我们劝一点用都没有。”吴彪告诉澎湃新闻,“我的办法是,必须打入传销内部去,跟外面打传队的里应外合。”

  吴彪让他弟弟吴忠(化名)参与行动。吴忠在电话里向表妹闫芳表达“想出来找事做”的意愿,闫芳希望他来北海“发展”;闫家余也向女儿透露“出来继续干”的想法。

  10月22日,闫家余和吴忠从湖北坐火车抵达北海。按照吴彪的叮嘱,他们先去了北海市银海区打击传销工作专业队(简称“打传队”),记下联系电话。

  当天下午,闫家余和女儿取得联系。闫芳接他们先到酒店住下,晚上带他们去“朋友家”——市区一栋出租屋内,六七个“朋友”陪同吃晚饭,其中有闫家余去年认识的两名东北籍传销人员。这些“朋友”向他们炫耀“投资生意”的好处。

  第二天,闫芳带父亲和表哥游玩,宣传“国家重点工程”。中午到出租屋煮饭吃。下午两点多,闫家余和外甥吴忠决定实施“计划”。

  “我外甥找了个理由,说出去买点感冒药,到外面给打传队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地址。”闫家余说,当时过了20来分钟,五六名打传队的工作人员进屋搜查,然后将屋内的闫芳、闫家余和吴忠三人带走。

  闫家余记得,他们被带到打传队办公的派出所。刚进院子,他看到里面停了两辆大巴车,陆续走下刚被抓的传销人员,“大概有100多人。”

  当天下午,接受问询后的闫芳被放了出来。她不属于传销组织的顶层骨干人员,没被拘留,只是遣返。闫家余等人买了三张火车票,准备坐车回湖北。“中途她说忘记拿东西,回去了两次,我们都跟着。”闫家余说。

  晚上,闫芳跟着父亲和表哥来到北海火车站。临近开车时,她突然提出不回去。“她说不想放弃,还是要继续 做生意 。过段时间如果实在不赚钱,就自己回。”闫家余当时很生气,骂了女儿,却没有其他办法。

  当时从电话中得知情况的吴彪,给闫家余、吴忠出主意:“实在不行,把她绑回来。”

  闫家余终究没这样做。“把她绑回来也绑不了她的心,她还会出去。”他叹道。

  当晚,闫芳提着行李离开候车室,返回了北海。闫家余则带着外甥坐火车返回湖北。

  “我是没办法了。”这位六旬老人身心俱疲。他希望当地继续加大打传力度,“把那些头头全抓了。”他还希望女儿在这条路上不断“碰壁”,早日迷途知返。

  反传人士:打传需建立“反洗脑”救助机制

  事实上,今年来北海的打传工作处于持续的高压态势。这正是闫家余等人所期盼的。

  “基本上每天都有行动,都在抓人。”10月27日下午,北海市银海区打传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公开报道,今年8月29日,北海出动两千多名执法人员清查了311个传销窝点,查获1228名涉传人员;9月底,北海市检察机关对“2.17”传销专案的167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出批逮决定,这是广西迄今一次性逮捕人数最多的传销案件。

  而另一方面,一些传销人员被遣散后仍设法重返传销组织,这成为执法人员头疼的现象。对于闫家余女儿这类例子,我国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认为“非常普遍”。

  “这些传销受害人都被洗脑了。打传办和家人把他们带出来,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根本改变。”李旭说,由于并未认识到传销的本质,许多参与人员就算解救出来,也不愿回家,有的回家后又重返传销组织。

  “家长带走人但带不走心。他们认为家人是挡他的财路”李旭说,对于打传办等执法部门的教育,传销人员往往有排斥心理,甚至有“提前免疫力”,“传销组织早就给他们提前打了预防针,执法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他们认为是宏观调控,是吓唬胆小怕事的人。”

  “简单的批评教育没有效果,必须进行系统的反洗脑。”在李旭看来,“反洗脑”是一件很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反传知识储备。

  作为传销受害者的家人,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在传销泥潭愈陷愈深?李旭建议,家人可以“适当软硬兼施”,尽量将受害者带离“疯狂的传销环境”,使其逐渐冷静。对于受害者“中毒”极深以致解救失败的情况,李旭建议家人可向专业的反传人士求助。

  作为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的会长,李旭介绍,民间专业反传人士大部分从受害者转变过来,熟悉传销内幕能“现身说法”,可起到较好的劝说效果。

  李旭还建议,执法部门查获和解救传销人员后,应加强“反洗脑”教育,“很多地方并没有形成 反洗脑 劝说的救助机制,导致治标不治本。你把人遣送走,半路他就跑回来了。”

  据李旭介绍,近年来,国内民间反传组织也在加强与地方执法部门的合作,对传销参与人员进行专业的“反洗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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