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等人阴谋策划武装政变具体方案有哪些?

  核心提示: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

 

  林立果 资料图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集团和江青为首的“上海帮”相互勾结,各自夺取一部分权力。然而1969年4月中共九大结束后,林彪与江青这两个集团便结束了过去相互勾结的历史,而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开始了倾轧。林彪集团认为,老一辈的干部多已被打倒,按林立果的话说,对他们形成威胁的主要是“上海帮”即张春桥一伙。张的后台又是江青。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夺取权力的一次尝试。其具体方式,是想以继续捧毛泽东为“天才”,提出设国家主席,打倒不赞成这些提法的另一派“秀才”势力(其实张春桥等人已经揣摩到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并反对“天才论”),为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扫清道路。然而,毛泽东此时已经对制造个人崇拜的吹捧感到“讨嫌”,并感到林彪集团的势力膨胀,便以批判为林彪制造舆论的陈伯达为由头,给了这伙人当头一棒。

 

  庐山会议表面上看起来是争论设不设国家主席和讨论“天才”这一空泛的理论问题,实际的内情却在很大程度反映了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阴谋集团的互斗。当时,毛泽东批判了支持林彪集团的陈伯达,林立果得知消息后惊叫“翻车了!倒大霉了!”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公开印发全体代表之前,毛泽东先派人送给林彪过目,单从信件的语气而言,两人的关系依然是亲密无间。毛泽东将批判矛头都指向了陈伯达。其实,这时采取的是“批陈保林”的策略。毛泽东清楚,陈伯达只是林彪的一个炮筒,但是这时他还是准备显示善意来保一下林彪,并不准备摊牌。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不过,他依然表现出对林彪的信任,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当时所讲的“错误”,指的是在会上发言支持“天才论”,支持陈伯达的看法。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了,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3天后,经毛泽东斟酌修改的大会公报发表。公报用模糊的语言写道:“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公报还强调党内要团结,反对分裂主义。

 

  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还只是空泛地扫过这段话,并不知含意所在。而林彪敏锐地意识到公报的重点在暗示全党警惕和反对唯心主义、分裂主义。谁在搞鼓吹“天才”的唯心主义、分裂主义或准备搞分裂主义?表面的矛头是指陈伯达,实际上陈不过是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想搞“分裂”哪有本钱和实力?锋芒肯定另有所指。为摆脱被动局面,林彪对叶群和吴法宪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实际上,他们是想以韬晦之计暂时过关,再做他图。

 

  九届二中全会刚一结束,江青就接到林彪的电话,说是叶群前来看她。江青非常得意。因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出乎江青意料,来访竟是如此隆重和规模庞大,不仅叶群来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这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也同时驾临。叶群说:“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江青一面顺水推舟地应付着,一面又在得意之中教训了这些人一番。叶群等人表面恭顺,内心的仇怨却是更上一层。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历来反对在党内进行阴谋活动的毛泽东,意识到要对林彪和陈伯达的幕后活动进行揭露和清理,随之采取了毛泽东所比喻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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