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福建广东大力推广“普通话”缘何失败?

  核心提示:皇帝钦定的官话运动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士子,而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钱。无论是创办还是维持一所社学,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而皇帝四年前颁布上谕时,只是把推广官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推给地方,却没有为其提供配得上它浩大声势的专项资金,在帝国严格的财政制度下,是没有多余资金用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兴地方教育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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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 资料图

  “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们都是奴才。”

 

  当这句话以字正腔圆的京字京韵,从一个年老的驻防旗人的口中发出来时,坐在学堂里的大多数福建学生的反应是将其当成一个笑话,此时已经是1905年,帝国的立宪改革已经推行了3年之久,尽管朝廷设定的教育大计仍然以忠君为本,但大多数19世纪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只要稍涉时事风潮,便不难将自己定位为新时代的“国民”,对这些新晋“国民”来说,在第一堂“官话课”里听到的第一句讲词竟然是“主子”、“奴才”这些陈词滥调,自然会引起一番哄堂大笑。但很快证明,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笑:一个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对这种教授方法,“便捉将官里去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警告,告诫那些胆敢藐视朝廷设立的“官话课”的人将会遭到怎样的下场。

 

  设立“官话课”,实际上是晚清少数朝廷和民间能够达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对一个人心涣散、摇摇欲坠的帝国来说,统一的语言理应是一种很好的黏合剂,就像1903年张百熙和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里所提到的那样:“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包括那位被拘捕关押的林白水,也是一位官话的热切拥护者,他把他对推行官话的满腔热忱都写在他创办的《中国白话报》的发刊词里。

 

  20世纪初的中国正沉溺于一种在后来被称为“国语运动”的热潮之中,而福建学堂里的那第一堂“官话课”则成为了这场热潮中的一盆凉水。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这位旗人的教书方法陈腐老套,更是因为它唤起了一段湮没已久的不愉快的记忆。对帝国来说,这段记忆是它永远正确不败的荣光背后一抹失败的阴影,而对那些脑海深处仍然残存着这段200年前往事的民众来说,它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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