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派员参观延安后得出结论让蒋介石震撼

　　为国民党献策“补天”

　　1943年10月，徐佛观结束驻延安观察员身份，获准返回重庆。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并作简单交流后，就到宝鸡等候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佛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佛观不善于溜须拍马，更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只是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为此，徐佛观把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整风文献》转送给胡宗南。

　　从延安返回重庆，徐佛观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患。当初由康泽授命，回来后当然首先向他交差。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是“彼此非常不愉快”。徐佛观告诉康泽，“像国民党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他听了更不以为然”。多年过后，他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而对付共产党，决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争的技术问题。当时听我说这种话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危言耸听，有一位先生还和我大吵一架。”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一腔热情也难免松懈颓唐。既然“有心栽花花不开”，徐佛观暂借重庆的南方印书馆，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纸牌，等船东下。他决心一走了之，远离军政，与妻子会齐，以遂还乡隐居之愿。

　　恰巧在这段极度颓唐无聊的日子里，竟然“无意插柳柳成荫”。经乡贤陶子钦引荐，徐佛观见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何应钦对其陈述听得津津有味。追问：“你还到延安去吗?”

　　“我最近就回鄂东。”徐佛观冷静地回答。

　　“有什么任务吗?”“回去种田。”何应钦给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东，等几天好了。”徐佛观仍然回到嘈杂的南方印书馆，狐疑不定地等待着命运的召唤。不久，就接到电话通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长官蒋介石定于当日下午五点在曾家岩约见。按时到达委员长官邸后，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员长报告，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徐佛观由小客厅走进大客厅，蒋介石已经站在那里。他答复问题时，心情不免紧张，总记着五分钟的时间限制;但实际上蒋介石要他回答的问题，已经超过好几个五分钟。显然，蒋介石很关注徐佛观回答的问题，要他写个书面报告。关于这类报告，已经写过多次，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时徐佛观还在犹豫之中，没有马上动笔。

　　1943年11月17日晚10点钟，徐佛观突然接到曾家岩通知，委员长立刻召见。原以为是延安方面发生了什么重要问题，需要征求徐佛观的意见。实际上，是蒋介石忙于安排各项工作，次日一早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见面后，只问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铅笔来写三千元的条子给我，叫我不要离开重庆。我出来后，觉得有些奇怪，送点钱给我，不是需要紧急处置的事情。”三天之后，从新闻里看到蒋介石飞赴开罗的消息，徐佛观才明白原来是委员长临行前的亲自安排照拂。“这一点，倒确实令我感动，便打消了回鄂东的念头，拿起笔来写他所须(需)要的报告书。”决心为国民党“补天”。

　　徐佛观的报告书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珍惜，决定重用徐佛观。

　　1943年底，徐佛观被调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纵又把委员长要求调徐佛观到侍从室第六组工作的手令拿出来。徐佛观担心自己一个乡下人，忽然进入最高统帅的侍从室适应不了环境，还是选择了留在参谋总长办公室。1944年，徐佛观随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驻节昆明一个月，未能发挥什么作用，回到重庆后，正式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工作。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期间，蒋介石调任徐佛观为总裁随从秘书。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看透了这一切，徐佛观回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辞呈，退出国民党政权的政界圈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笔钱，然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一份纯学术月刊《学原》，逃亡香港后，按照熊十力先生当年将“佛”改为“复”的要求更名徐复观。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著述受到学术界、读书界的广泛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