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西安事变:不能感情用事杀蒋介石

 
毛泽东谈西安事变:不能感情用事杀蒋介石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秦邦宪、叶剑英等亲赴西安,通过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这是周恩来和秦邦宪(左一)、叶剑英(左二)在西安合影。

  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被从睡梦中叫醒。他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并传阅了电报内容。接着,“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4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各自发表意见。当时,张国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毛泽东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并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整个保安乃至陕北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在保安的邓颖超得知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当时在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这样写道:“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公审蒋介石。”当时,在定边的李维汉也回忆说:“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

 

  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报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指出它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会造成“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立即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制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情况和建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21日,毛泽东电报告我党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五项要求:一是吸收几个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二是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五是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时,电告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之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22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的态度给予赞赏,告之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希望阎锡山能“出有力之调停手段,调停于宁陕之间”。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一行到达西安。第二天,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说,十年没见,您苍老了。蒋介石说,恩来,你过去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周恩来说,只要您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不但我周恩来听你的,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指挥。同时,十分诚恳地告诫蒋介石: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压力下,经过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协定,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直接谈判。

 

  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洛阳返回南京。当周恩来得到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一道离开西安时,急忙驱车赶往机场,而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同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次日,回到南京的蒋介石随即囚禁了张学良,并发表了一个重申同意已达成的协定的“声明”。

 

  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12月28日,毛泽东在保安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介石应立即走上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道路。当天,在谈到蒋介石囚禁了张学良时,毛泽东十分恼怒地对周恩来说:“这个蒋介石,他不会放张将军再回来了!”周恩来也叹惜道:“张将军执意要陪同蒋介石去南京,以向国人表示其一片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却白白断送了自己……”“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毛泽东坐在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地的一间窑洞里吸烟不止,“谅他蒋介石也不敢加害张将军,只是东北军将群龙无首,日后将难以聚集对敌了。”周恩来说“张将军临行前,将东北军的事务托付给了杨虎城将军。”接着说,“我想十七路军会很好团结东北军的。”“十七路军也将自身难保。”毛泽东分析说,“如果张学良不走,和杨将军相为肘腋,协同作战,则东北、西北两军都可保全;如今这一走,杨虎城失去了臂膀,东北军也不好统领呢……”

 

  “为今之计,我们该怎样对西北军讲呢?”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我们总要支持西北军……目前还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毛泽东说,“为今之计,先要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确立了,各路军兵都会有出路的。”周恩来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见解……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联名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潘汉年根据上述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时,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周恩来立即向陕北和毛泽东发报请示。1月30日,毛泽东、朱德回电指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至此,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斗争,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的报告并回答有关疑问。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毛泽东来到这位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当时还有人担心,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杨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可言,放了他,他会抗日吗?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分析。他说: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张树军、雷国珍、高新民著:《毛泽东之路》,第10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

 

  毛泽东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的种种疑虑,从而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

 

  总之,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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