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是谁？曾经有机会当上苏联领导人
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传出前，一度有人认为莫洛托夫将成为苏联的新领袖：他从1930年起就是俄国第二号人物，工作经验丰富，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但莫洛托夫对自己的缺点了然于心：大半生都在斯大林眼皮底下工作，几乎从未任职于地方，缺乏可靠的政治班底;虽然经常发表讲话和指示，但不过是重复斯大林的既定方针，群众是不会甘心为这样一架“复读机”出生入死的。因此，他满足于继续充当“二号首长”。在斯大林的追悼会上，莫洛托夫在马林科夫之后第二个发言，头一句就是：“我们都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生……”
当然，莫洛托夫也会见风使舵。斯大林去世不过三个月，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发生冲突，莫洛托夫自然站到了“一号首长”这边：在1948年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间谍案”中，贝利亚把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热姆任丘娜送进劳改营，他要报这一箭之仇。于是，贝利亚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在莫斯科卫戍区司令部枪毙。
但马林科夫也没能得意太久：他是斯大林在生前最后五年突击提拔起来的，与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元老存在隔阂，加上马氏在农业和重工业政策上出现了失误，遭到其他几位领导人的一致攻讦。于是，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解除了总理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赫鲁晓夫仍是党的一把手，伏罗希洛夫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三人的职务不变，依然属于国家核心领导层。
对莫洛托夫来说，地位没有变化，工作更没有变化。尽管他曾受到晚年斯大林的猜忌，妻子还被关进劳改营，但莫洛托夫并不打算给过去二十几年里的政治犯平反——“二号首长”自己就是政治清洗的执行者和既得利益者，假如要追究斯大林的错误，他本人的政治地位就将不保。何况过去五年间，已有三波高级领导人因为标新立异的政策遭到整肃(1950年的沃兹涅先斯基集团，1953年的贝利亚，1955年的马林科夫)，不做任何改变才是最保险的。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斯大林永远是“慈父和领袖”，南斯拉夫的铁托是“修正主义者加法西斯主义者”，西方领导人则是不知感恩的骗子——总之，“我们将把斯大林生前的教导永远铭记在心”。
这种不思变通的主张，在更富实际的赫鲁晓夫眼里显然是食古不化。赫氏正确地指出，斯大林晚年的政策给苏联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他在东欧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政策则令苏联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只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突破这种困境。
在中央委员会亲信的支持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著名的“去斯大林化”报告，接着开始部署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不难想象，莫洛托夫对此有多么愤怒：他本能地感到，把矛头对准斯大林，意味着像他这样的“旧王”宠臣将被打入另册;而且赫鲁晓夫越来越多地借助苏共中央联络部来和中、南、波各国领导人接触，把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架空了。“二号首长”开始反击，他在中央全会上对赫鲁晓夫缓和苏南关系的政策提出了质疑，赫氏的回应极其简洁：1956年6月1日，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之职被解除;次日，铁托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
位于维亚特卡省库卡尔卡镇(今名苏维埃茨克)的莫洛托夫出生地，1950-1957年曾作为莫洛托夫故居博物馆对外开放。
一开始赢了，结果还是输了
莫洛托夫素以“二号首长”著称，但他在被赫鲁晓夫边缘化以后，却一反常态地成为党内反对派的头号领袖。这个反对派组织的主要成员包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以及更早失势的马林科夫，他们都曾是斯大林的宠儿，也是改革的直接受害者。在莫洛托夫心目中，反对派比赫鲁晓夫要得人心的多：1956年第比利斯(斯大林家乡)的反二十大游行中，有人打出了“让莫洛托夫当总理”、“让莫洛托夫当总书记”的标语;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南斯拉夫和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因为赫氏的行政改革被下放到地方的经济官僚也支持老同志们，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待遇。这些都是反对派可以利用的资源。
1957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8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莫洛托夫在《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列宁”的长文。作为现任中央主席团(相当于我国的政治局)唯一曾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元老，他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宣称：“斯大林在解决如此重大和复杂的历史课题时，出现个别错误——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党在过去的政策总体上是一贯正确的，是忠于列宁主义旗帜的。”这是反攻开始的信号。
6月18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反对派利用赫鲁晓夫的两位亲信缺席的机会，对他步步进逼。从人数上看，元老集团占据明显优势：到会的11名主席团成员中，有6人是铁杆“反赫”派，国防部长朱可夫也暗示不会力挺赫鲁晓夫。结果，主席团以7票对4票通过了要求赫鲁晓夫辞职的决议，并计划在会议闭幕前推举莫洛托夫为第一书记。
然而，赫鲁晓夫随即证明他比老家伙们更有政治斗争经验。莫洛托夫等人认为胜券在握，警惕性大大放松，他们既没有立即向全党和全国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也没有逮捕后者，反而准许赫氏进行自我辩护和“检讨”。大难不死的赫鲁晓夫马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他一面在会上“诚恳”地反省错误，一面授意克格勃主席谢罗夫(Ivan Serov)把全体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对主席团发动反击。赫氏的检讨做了整整四天，在这四天里，分散在各地的中委们乘坐军用飞机，先后抵达位于莫斯科老城广场4号的会场。
